美媒总结韩国给西方上的四堂课，感叹失去打败病毒最好时机（组图）

美国著名大报纽约时报长文分析了韩国在防控疫情方面给西方上的四堂课。

该国的情况表明，在不影响经济的情况下，控制这种冠状病毒是可能的，但专家们不确定其经验教训能否在美国奏效。

无论你如何看待这些数字，这个国家已经脱颖而出，没错，就是韩国。

在2月底和3月初，该国新的冠状病毒感染人数从几十人激增到几百人，再到几千人。

在高峰期，医务工作者在2月29日一天内发现了909个新病例，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但不到一周后，新病例数量减半。四天之内，它又减少了一半——第二天又减少了一半。

周日，韩国仅报告了64例新病例，是近一个月来的最低水平，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感染人数仍在以每天数千人的速度激增，这对各国的医疗体系和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意大利每天有几百人死亡；而韩国一天的死亡数字还不到8人。

韩国是仅有的两个控制住了大规模疫情的国家之一，这两个国家使新增感染曲线趋于平缓，没有对居民行动进行严格的限制，也没有像欧洲和美国那样采取对经济造成损害的封锁的情况下，韩国做到了这一点。

随着全球死于新冠感染的人数激增至1.5万人，世界各地的官员和专家都在仔细审视韩国的经验。这些经验虽然并不容易做到，但似乎相对简单，也负担得起—迅速采取行动，广泛进行检测和追踪接触者，并获得国民的大力支持。

然而，其他遭受重创的国家没有效仿韩国的做法。一些人已经开始对模仿它的方法表现出兴趣，但也只是在疫情加速到，他们可能无法在短期内控制它的程度之后。

法国总统伊马克龙和瑞典总理斯特凡·洛夫文，都已经致电韩国总统文在寅，要求提供有关该国防疫措施的详细信息。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称赞韩国，认为韩国的经验证明，控制新冠病毒虽然困难，但“是可以做到的”。他敦促各国“吸取韩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但是韩国官员警告说，他们的成功是暂时的。疫情仍有卷土重来的风险，尤其是在疫情继续蔓延到境外的情况下。

尽管如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前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还是一再将韩国作为一个榜样，他写道，“韩国的情况表明，只要有明智、积极的公共卫生措施，就能击败新冠病毒“

第一课：在危机到来之前，迅速干预

就在该国1月底确诊首例病例的一周后，政府官员会见了几家医疗公司的代表。他们敦促这些公司立即开始开发用于大规模生产的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并承诺紧急批准。

在两周内，尽管韩国的确诊病例仍保持在两位数，但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检测包被送到。该国目前每天生产10万套检测包，官员们表示，他们正与17个外国政府就出口这些检测包进行谈判。

官员们还迅速在大邱实施了紧急措施。大邱有250万人口，危机通过当地一个被认为邪教的教会组织迅速蔓延。

“韩国可以在不限制人员流动的情况下应对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很早就知道感染的主要来源是教堂会众，”为政府应对冠状病毒提供咨询的流行病学家基莫兰说。“如果我们知道得晚一些，情况可能会糟糕得多。”

与欧洲和美国人不同，2015年韩国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简称mers)导致38人死亡后，韩国人也做好了将这种冠状病毒作为国家紧急事件处理的准备。

这种冠状病毒被认为有5天的潜伏期，通常随后会出现一段可能被误认为是感冒的轻微症状，而这种病毒的传染性很强。这种特点造成了一到两周的延迟，之后疫情才变得明显。少数病例背后可能是数百例，看起来几百实际上可能已经是几千的感染。

韩国卫生部副部长金刚立说，“这种病毒的特点使得强调封锁和隔离的传统应对措施无效。”

“一旦它来了，旧的方法在阻止疾病传播方面是无效的。”

第二课：尽早、经常和安全地测试

韩国对冠状病毒的检测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这使得韩国能够在许多人感染病毒后很快对他们进行隔离和治疗。

韩国已经进行了30多万次检测，人均检测率是美国的40多倍。

韩国外长康京和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检测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及早发现，最大限度地减少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并能迅速治疗那些感染了病毒的人。”

他还表示，检测是“我们非常低的死亡率背后的关键。”

尽管韩国有时被描述为避免了一场流行病，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感染，政府最初被指责为自满，它的检测方式是为了逆转已经开始的疫情。

为了避免医院和诊所人满为患，官员们开设了600个检测中心，旨在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筛查患者，并通过尽量减少接触来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

在50个免下车的检测站，病人在不下车的情况下接受检测。他们会收到一份问卷，一份远程体温扫描和一份咽喉拭子。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0分钟。检测结果通常在几小时内就会出来。

在一些候诊中心，病人进入一个类似透明电话亭的房间。卫生工作者使用在房间墙壁上的厚橡胶手套进行咽喉拭子检查。

无情的公共信息敦促韩国人，如果他们或他们认识的人出现症状，就寻求检测。来自国外的游客需要下载一款智能手机应用，该应用可以帮助他们自我检查症状。

办公室、酒店和其他大型建筑经常使用热成像摄像机来识别发烧的人。许多餐馆在接受顾客之前会检查他们的体温。

第三课：接触者追踪、隔离和监测

当检测结果呈阳性时，卫生工作者会追溯患者最近的活动，以发现、检测(如果有必要，还会隔离)患者可能接触过的任何人，这一过程称为接触者追踪。

这使卫生工作者能够及早识别可能的传播路径，将病毒从社会中清除出去，就像外科医生清除癌症一样。

韩国开发了疫情期间积极追踪接触者的工具和方法，卫生官员将使用安全摄像头、信用卡记录、甚至来自他们的汽车和手机的GPS数据来追踪病人的行动。

“我们像警探一样做流行病学调查，”基博士说。“后来，我们修订了法律，将社会保障置于个人隐私之上，以应对传染病危机。”

由于冠状病毒爆发的规模太大，无法对患者进行如此密集的追踪，官员们更多地依赖于群发信息。

韩国人的手机一旦发现新的病例就会震动，并发出紧急警报。网站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每小时、有时甚至是每分钟都详细记录了受感染者的出行时间表，包括他们乘坐的巴士、上下车时间和地点，甚至他们是否戴着口罩。

那些认为自己可能遇到病人的人被敦促到检测中心报告。

韩国人普遍认为，失去隐私是一种必要的交换。

被要求进行自我隔离的人必须下载另一款应用程序，如果病人冒险脱离隔离状态，它会向官员发出警报。违规罚款可达2500美元（约合17000元人民币）。

通过及早发现和治疗感染，并将病情轻微的患者隔离到特殊中心，韩国一直对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实行隔离。它的病死率只有1%多一点，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

第四课：争取公众的帮助

不可能有足够的卫生工作者或体温扫描仪来跟踪每个人，所以每天人们都必须参与进来。

卫生部副部长说，各国领导人得出结论，要想控制疫情，就必须让民众充分了解情况，并请求他们的合作。

电视广播、地铁站公告和智能手机提醒会不断提醒人们戴上口罩，指示人们如何与他人保持距离，以及当天的传输数据。

这种信息灌输了一种近乎战时的共同使命感。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支持政府的努力，信心高涨，恐慌情绪低落，很少有人囤积东西。

韩国外交部副部长李泰浩本月早些时候对记者说，“这种公众信任带来了非常高的公民意识和自愿合作，加强了我们的集体努力。”

官员们还认为，该国保障大多数医疗服务的国有化医疗体系，以及覆盖与冠状病毒相关费用的特殊规定，让没有症状的人也有更大的动力去接受检测。

韩国模式可以转移吗?

尽管人们都在关注韩国的成功，但它的方法和遏制手段并不复杂，也不昂贵。

该国使用的一些技术非常简单，比如专门的橡胶手套和棉签。在疫情比韩国严重的7个国家中，有5个更富裕。

专家指出，效仿韩国有三大障碍，与成本和技术无关。

一个是领导人的意愿。在没有爆发危机级别的疫情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曾犹豫是否要实施看起来非常严重的措施。

另一个是公共意志。韩国的社会信任度高于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受到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反弹困扰的西方民主国家。

但时间是最大的挑战。对于深陷大流行的国家来说，像韩国那样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可能已经“太迟了”。

与韩国邻近的中国，同样扭转了湖北省首次爆发的灾难性疫情，要知道湖北省的面积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大。

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戈特利布写道，韩国的方法可能会对美国有所帮助，但美国可能已经失去了获得像韩国那样的结果的机会。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意大利所承受的悲惨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