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重灾区里，最可怕的还不是意大利（组图）

自2月下旬以来，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成为新冠疫情海外暴发点和疫情“国际化”的醒目标志。

在这“欧洲三大重灾区”里，截至3月17日，意大利的确诊人数最多，占中国以外确诊总数的26.8%；但西班牙的新增确诊数已超过意大利，不仅两名内阁大臣确诊，地方上最重要的马德里自治区主席、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也检测为阳性。

关键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大区此前确诊数微乎其微，就知道数字有多假了。意大利反倒不是最令人担心的，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几万例核酸测试，基数大，确诊数就多。而西班牙简直是巨坑，如果不是大臣中招，或许根本就不会启动任何预案。

法国：过长的反射弧

法国本应是欧洲最早拉响疫情警报的欧洲国家：欧洲第一例确诊病例，就是2020年1月24日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出现的。

然而，因为最初几例确诊患者都是输入型，且直到2月25日仅确诊13例，死亡1例（中国籍），所以最初法国官方的应对是较为放松的。

1月25日，法国驻武汉总领馆发布公告，称“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作，将武汉居住的法国公民及家属撤至长沙，并隔离观察14天”。同日，标致雪铁龙公司宣布，其在武汉合资企业（神龙汽车）工作的法国籍雇员及其家属共38人，将在隔离检疫后归国。

武汉市暨湖北省和法国的交流历史悠久，现实中也十分密切，常驻该地的法国侨民人数较多，因此最初一段时间和法国有关的防疫主题词是“撤侨”。对远在本土的法国人而言，新冠疫情不过是“别人家的事”，直观影响也不过是“来巴黎旅游的中国人少了很多”，如此而已。

3月15日，在法国巴黎，人们在凯旋门观光。法国卫生部15日晚宣布，法国当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23例，累计确诊病例5423例

时隔近一个月，法国卫生部长韦兰2月24日首次就新冠疫情进行官方通报，基调是乐观的。其宣布的重点，是法国确诊病例已“清零”，俨然“成功后总结”的口气——但仅仅过了3天便形势骤变。

2月27日，法国迎来第一个疫情高峰，当日新增20例确诊（此前一共才17例），翌日又确诊19例。这迫使韦兰连续两日出面通报，称“疫情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天法国政府表示，推动欧盟就应对疫情召开卫生部长紧急会议。

2月的最后一天，法国确诊病例破百；3月1日，随着两名市长确诊，卢浮宫成为首个因疫情而暂时全天关闭的法国公共场所。

经过一周的疫情高峰，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5日首次召开应对疫情的专家特别会议，20多名防疫专家与会。会后，著名防疫学家德尔福拉西（Jean-François Delfraissy）首次表示，法国将在“数日至一两周内”进入疫情第三阶段，即需要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专门控制措施的最严重阶段。

此时，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威尼托两大区已出现疫病密集发作，法国单日确诊数也开始过百（当日新增确诊138例，累计423例）。这引发了一定的紧张情绪，当天巴黎街头例行的“黄背心”示威人数大减，原定当日举办的巴黎马拉松被一下推迟到了10月18日。

但在当时，法国政府对是否启动“第三阶段应急”仍然犹豫不决。由于法国的坚决反对，欧盟和环意大利各国均未能通过“第一时间关闭意大利边界”的动议。3月6日和7日两天，总理菲利普和卫生部健康事务总长萨洛蒙接连出面澄清，称“目前还是第二阶段、不是第三阶段”，强调“社会和生活秩序不应受到影响”。

然而疫情仍在持续发展、蔓延，在连续多日单日确诊破百后，法国卫生部于3月8日宣布，取消所有1000人以上活动（当日法国累计确诊病例破千）；3月9日，文化部长李斯特（Franck Riester）确诊，成为全球范围最早确诊的高级政府官员之一。3月10日，法甲、法乙宣布停摆。

3月12日当地时间20时，在提前一天预报的情况下，马克龙首次就疫情发表重要讲话，承认“这场影响所有大陆、袭击所有欧洲国家的瘟疫，是法国一个世纪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同时承认“尽管采取了正确的组织措施”，但疫情的继续传播和加速肆虐并未得到抑制。他呼吁所有70岁以上老人及慢性病患者、残疾人“尽量留在家里、尽可能减少和外人接触”，宣布“自周一起”所有幼儿园和大中小学将被无限期关闭，并要求企业“尽可能安排远程办公”，呼吁法国人“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出行”。

2020年3月17日，马克龙宣布法国处于“战争状态”，全面动员抗疫

尽管仍未承认已进入“第三阶段”，但马克龙是较早亲自、直接提出系统、积极防疫措施的欧洲国家元首，也是亚洲以外较早就疫情直接“抛头露面”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的出面，让法国一度陷入混乱无序的防疫局面为之一振，也让人一度看到了“欧洲一致防疫”的些许希望。

但正如许多法国人所批评的，马克龙的这番讲话仍然有不足之处，除了始终不肯承认“第三阶段”，令此后若干天法国国内人群聚集场面仍然比比皆是外，他也同样拒绝暂停拟定于3月15日举行的法国市政选举第一阶段投票。此外，他在宣布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时，使用了“周一”（lundi）一词，而发表讲话的3月12日已是周四，第二天（周五）究竟还要不要上课语焉不详，实际操作中各学校、幼儿园也莫衷一是。

3月13日，菲利普总理承认“处于病毒加速传播阶段”，法国大多数著名景点当晚起无限期关闭，100人以上集会被无限期禁止，餐厅、咖啡馆、电影院、酒吧等一切非必需性公共场合自即日起关闭，“但食品店、药房、加油站、银行、杂货店等提供基本服务的场所不受影响”。

政府呼吁“减少城际间旅行，保持人与人间的安全距离，在落实上述措施时表现出更多纪律性”。菲利普还抱怨公众“对政府早先所提的防疫指导置若罔闻”。当天，他确认此前马克龙所宣布的“周一关闭学校”是指3月16日，“至少大学如此”。

3月17日，在法国巴黎，警察在人权广场值勤。法国卫生总署署长萨洛蒙1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730例，较前一日增加1097例。

等到3月16日，法国政府又宣布了迄今最为严厉、彻底的防疫措施，即“封禁”（confinement）：

封禁命令规定，除“对职业至关重要且由‘书面授权证明’表明无法居家工作、无法中止的商务或学术活动、必不可少的购物、出于健康必需的外出、因帮助弱势群体或儿童而必需的紧急家庭事务旅行”外，禁止一切外出和社交活动；而任何“必需的外出和集聚”都需要获得官方书面批准，即“例外出行证明书”，且书面批准一次有效。违反上述规定者，将遭到38~135欧元罚款。官方宣布出动“数以十万计”的警力和宪兵，确保“封禁”的落实。

截至3月17日，法国累计确诊人数达6655例，累计死亡148例，累计治愈仅28例。公平地说，法国政府在确认疫情威胁“足够大”后，表现出欧洲其他国家难得一见的决心和行动力，但“过长的反射弧”导致这个全欧最早“亮红灯”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错失了“抗疫”的先机。

“吃力不讨好”的意大利

在欧洲各国中，意大利其实是“亮灯”较晚的：2020年1月31日，首2例确诊病例在罗马出现，他们同样是输入性病例（两名中国籍游客）。正因如此，最初阶段意大利应对迅速，但目标集中在“堵住输入源”方面。

首2例确诊当天，意大利就宣布进入为期半年的“国家紧急状态”，并自即日起暂停了所有往返意大利和中国大陆及港澳台间的航班。此后直到2月6日，该国才出现首例意大利籍确诊者（2月3日从武汉被送回意大利）。直到2月20日，意大利境内确诊者也仅有这区区3例。正因如此，当时意大利弥漫着“防堵成功”的乐观气氛。

2月21日，北部伦巴第大区突增16例确诊，翌日再增60例且首次出现死亡病例。更可怕的是，绝大多数确诊者并无近期出国旅行史。这足以表明，最让人担心的本地社区传播，已在倏忽间“偷袭”了意大利。

意大利政府2月22日宣布，对密集出现疫情的北部伦巴第、威尼托两大区11个城镇、约5万居民实行隔离检疫，在管制区内禁止公众集会，取消一切体育、宗教活动，关闭学校、酒吧等场所，食品、药品采用配送制以尽量减少居民出行；同时，所有入境前14天去过中国的旅客，必须向意大利卫生部申报并接受在家中或酒店隔离，有与确诊患者接触史者将被强制隔离14天。

3月18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人们戴口罩出行

接下来三天，凸显了意大利的“生死时速”。2月23日，意大利北部、中部多个大区的学校开始停课，法庭也推迟既定工作，许多体育比赛被推迟，热门景点被关闭，威尼斯狂欢节、米兰时装周等重要活动也“缩水”。24日，官方增调警力在隔离区巡逻，调用31间实验室分析疑似病例的拭子样本。25日，隔离区检查站从15个增至35个，增派军队介入，隔离区内多地暂停驾照考试。

3月1日，政府和议会通过《防控新冠疫情法令》，将意大利全境分为“红区”（检疫隔离区）、“黄区”（伦巴第、威尼托和艾米利亚－罗马涅三个大区除“红区”外的全境）和安全区。根据法令，除“红区”继续“隔离检疫”外，“黄区”暂停社会和体育活动，关闭学校、剧院、俱乐部和电影院；安全区也要加强防疫宣传和防控，并对公共交通执行特殊消毒措施。

然而，事实证明“安全区”并不安全。3月4日，意大利首次单日死亡病例过百，当天官方宣布关闭全国学校两周，所有体育比赛空场。鉴于医护人员出现巨大缺口，政府3月6日发布行政命令，紧急在全国各地征调医护人员两万，并动员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和已退休的医护人员上阵。

3月8日，包括米兰、威尼斯、帕尔马等在内的11座城市，被意大利政府宣布“处于隔离检疫的警戒状态”，除万不得已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出入上述地区，“直至4月3日或另行通知”。具体而言，学校、博物馆、体育馆、文化中心、公共游泳池将关闭，婚礼和体育赛事将取消或空场举行，医院工作人员、殡仪馆雇员假期推迟。

3月14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顾客排队等待进入超市。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负责人、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专员博雷利14日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时，意大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21157例

眼看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数突破1500例大关、累计确诊数超过1万，总理孔特于3月10日凌晨宣布，将代表“封城”的“红区”扩展至意大利全境。这意味着自即日起，意大利全部公共场所和所有向公众开放的地方都将禁止任何集会，全国所有体育赛事取消。孔特言简意赅地将这一禁令概括为“我不出门”这短短几个字。

至此，意大利成为全球首个为应对此次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封闭政策的国家。其“抗疫”措施之严厉，较疫情最危急时的中国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严厉的“抗疫”措施，迄今的收获却未能令人满意。

截至3月17日，意大利累计确诊27980例，累计死亡2158例，这两项数据均高居海外之冠；当日新增确诊3233例，则仅次于西班牙，位列全球第二。看来，意大利的疫情离通称的“拐点”，似乎尚有相当一段距离。

医疗体系被“烧穿”

那么，“既快又努力”的意大利，何以在防疫方面“吃力不讨好”？

首先，疫情曝光之初，意大利将资源、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方向的旅行路径、人员往来的监控上，对此次新冠疫情无症状病毒携带者比例高、病毒潜伏期长的特点了解不充分，对疫情很可能已经“本土化”并出现国内社区传播的事实掌握较晚且措手不及，错过了早期控制的黄金“窗口期”。

其次，意大利国内上至专业界，下至社会风俗，对严厉的“封城”和其他严格防疫措施，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

因为中世纪意大利各地曾长期遭受教廷、封建领主的压迫，因此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逆反情绪，突出表现就是十分强调“个体自由”，反对“强加控制”和“包办一切”。这本身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烈性疫病，就不免有些“笨手笨脚”。

这种态势导致“封锁归封锁，活动归活动”。在3月10日“封国”之前，“红区”和其他地区间固然有了封锁线，但“红区”内各城镇、社区仍然是“马照跑舞照跳”，人们的基本生活、社交方式没有大的改变。有当地朋友称，除了亚裔开的商店、饭馆，“红区”其他商业活动场所在3月9日前都好端端开着，而且客人不少，只是稍稍注意了人与人间保持一定距离。

3月14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一名超市工作人员拿着手套，准备发放给顾客

直到3月8日、9日，仍有许多意大利人走上街头，抗议实施“过分”的防疫限制措施。而在公共场合下穿戴口罩等个人防护设备，至今在很多地方仍被公众侧目而视、当作另类，因为意大利社会和其他许多欧美国家一样，认为“普通人戴口罩等于自己生了病，就根本不该出门，能出门的都不需要戴口罩”。

尽管意大利政府三令五申，如果擅闯“红区”封锁线，将适用意大利刑法第656条“破坏公共秩序罪”，最高处以3个月拘留，外加不超过309欧元罚款，但仍有许多人罔顾禁令，甚至将自己“巧妙通过”检查站的照片、视频和“事迹”在公共网络平台炫耀，居然也能赢来不少喝彩。

而在2月27日，世卫组织意大利籍专家沃尔特·里恰尔迪，仍在质疑“对那么多疑似者进行试剂测试是否有科学依据、会不会起反作用”。如此氛围下，防疫也就难免吃紧。

第三，防疫“框架”早早到位，但“实质性内容”欠缺。

早期“封城”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和警力，但地方政府对防疫重要性的理解参差不齐。警察多是当地人，“乡里乡亲”不愿抹下脸来“严防死守”，结果便是“封而不死”，封锁线漏洞百出。

“封城令”前后三次颁布、扩大适用范围，但每次都在颁布和生效时间上留下一个不小的“窗口”，导致大量“红区”内民众惊恐逃出，非但未能隔离疫情，反倒人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便于疫情集中相互传播的“人员大聚集”和“大串联”。

第四，意大利政体较为特殊。

一方面，该国是单一制共和国，很多行政规则要由中央政府来制订；另一方面，为照顾意大利历史上长期邦国林立、地方特色鲜明的传统，中央政府赋予地方过多自治权，而在单一制政体下许多地方政府偏又“班子不大”，结果在需要行政高效率的防疫“战争”中，就不免出现“上下谁也管不利索”的尴尬。

对于地方自治的上述弊端，孔特政府曾多次表示要“整改”，但他本人就是包括地方主义派系在内、执政联盟内部多个势力平衡下所推出的折衷人物，执行力有限，对此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徒呼奈何。

第五，医疗体系被“烧穿”。

此次和此前多次疫情的防治经验表明，重症率和死亡率上升最快的阶段，莫过于既有医疗体系因疑似、确诊人数突然暴发，而在极短时间内不胜负荷，出现被“烧穿”现象之际。

意大利尽管是欧洲典型的福利国家，医疗体系完善，但自2008年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纾困计划，该国不断削减包括医疗卫生投入在内的公共开支，导致医疗卫生体系即便在常态下都处于绷紧状态。

3月19日，第二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意大利米兰，随机携带了呼吸机、双通道输液泵、监护仪、检测试剂等9吨中方捐助的医疗物资

官方数据显示，最近5年意大利被迫关闭各类医疗机构758家，最近10年意大利医生、护士缺口分别高达5.6万和5.0万。这种状态应对平时、常态下的医疗护理压力尚能凑合，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暴发，一下就导致了“烧穿”现象的发生，重症率、死亡率也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截至3月17日，意、西、法三国新冠死亡人数占欧洲的95%以上，而意大利一国的死亡人数就占了中国以外全球死亡总数的一半。

还应指出，意大利政府对疫情的反应虽然很快，但预判、决策缺乏前瞻性，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犯了“逐次添兵”“逐步升级”的兵家大忌，结果便是亦步亦趋却仍然次次“晚到半步”，起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一言难尽西班牙

新冠疫情在西班牙的“落地”相当晚：直到1月31日，才有第一例确诊出现，且患者非本国人（德国游客）、确诊地也不在西班牙本土（在西班牙位于非洲大西洋上的海外领土加那利群岛上）。自此直到2月25日，西班牙全境累计确诊数也才刚刚爬到10例。

但当时已有许多欧洲防疫学专家对西班牙疫情前景表示担忧。他们的理由是，首先，西班牙前10例确诊者都系欧洲区域内传播，这表明该国很容易受到邻国疫情的影响；其次，西班牙境内社交活动密集，民风“奔放”，行政部门执行力相对较差，且中央和若干地方间矛盾重重，难以集中力量应对；再次，作为西欧经济发展较滞后的国家，西班牙的医疗卫生基础较周边欧洲国家薄弱，一旦疫情大举突袭，容易被打个冷不防。

尽管如此，西班牙仍然嗅到了一丝不安：2月12日著名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在召开前夕被取消。

3月18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警察与一名违反“封城”令的男子交涉。西班牙卫生部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增至13716例

果不其然，自2月24日一名来自意大利伦巴第地区的医生在西班牙海外领地特内里费（位于非洲）度假时被确诊起，不断有涉及意大利的输入性传播病例在西班牙各地曝光。但西班牙中央、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反应迟缓，迟迟不对疑似病例进行普遍隔离和及时核酸测试，导致“纸面上”西班牙确诊数据长时间“低位徘徊”，实际情况却是危机四伏、暗流涌动。

3月9日，马德里地区宣布所有学校自11日起停课两周，随后各自治区相继跟进。同日，西班牙政府宣布暂停往返意大利的客运航线至3月25日，西甲联赛空场两周，瓦伦西亚法雅节等大型活动也告停。

西班牙的疫情首次引起国际关注，恐怕是其社会平等大臣伊莱娜·蒙特罗3月12日确诊。由于其6天前出席有国王夫妇参加的活动，且照惯例和王后行贴面礼，立即引发轩然大波。她的同居男友、西班牙第二副首相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 Turrión）宣布自行隔离，国王夫妇也接受了核酸测试。

当天稍晚，领土政策和公共职能大臣达利亚斯和多名政治、文体界名流确诊。原本一直因低测试率而被压低的确诊数，此后连日在首都暴增。

同日，一直在确诊数上申报寥寥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宣布四座城镇为“红区”，从而在全国抢先“封城”。这也让人们对该地区、乃至整个西班牙疫情通报数据的可靠性，产生了极大怀疑。

3月14日晚，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的妻子贝格利亚·戈麦斯确诊。加上此前一天西班牙单日新增确诊1800例以上（且主要是首都及周边的数据），西班牙全境陷入对疫情的恐慌。当晚，桑切斯宣布了内阁紧急通过的“紧急状态行政命令”，宣布西班牙自即日起进入为期15天的国家紧急状态。

根据“紧急状态行政命令”，西班牙全国自3月16日当地时间8时起“封国”（继意大利、捷克后世界第三个）。

在此期间，除不得已工作、买药和购买必需品外，全国范围内禁止任何人外出，博物馆、文化中心、体育场馆和学校关闭至另行通知，餐厅、咖啡馆只能外卖，但银行、加油站等“提供基本服务的场所”仍然开放。

3月14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市老城区内一座教堂因疫情暂时关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4日宣布，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西班牙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为期15天的“封城”措施

这是西班牙自1975年摆脱佛朗哥时代以来第二次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上一次是2010年，原因是“空中交通管制员大罢工”引发全国交通混乱。

之所以只确认两周的紧急状态，是因为两周是内阁绕过立法程序、直接通过行政命令确认实行紧急状态的最长时限；如果继续延长，就需要议会表决通过法案。

目前，西班牙的情况十分严峻——甚至可能是最令人担心的欧洲国家。

截至3月17日，西班牙累计确诊数高达11178例，累计死亡491人，这两项数据都高居中国以外第三（仅次于意大利和伊朗）；单日新增确诊3425例，也怵目惊心。

更令人担心的是，相对于意大利等国的大规模高密度筛查，西班牙的核酸测试基数仍然偏低，且至今仍存在严重的地域不平衡，具体表现就是大多数确诊病例仍然集中在马德里及其周边。

桑切斯首相在3月14日公开呼吁“打破党派和地域畛域”，恰恰表明了“党派和地域畛域”在西班牙是何等根深蒂固。

和周边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西班牙此次防疫应对显得仓猝、被动和情绪化，尽管几经周折并在两位阁员和首相夫人相继确诊后，“一步到位”实现了“封国”，但国内疫情的真实情况至今仍难言摸底。

许多人担心，该国最佳的防堵时机，已在漫不经心中悄然流逝，而这很可能意味着今后必须为防疫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努力，甚至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