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民主防疫”比“专制防疫”更优越吗（组图）

台立法院长游锡堃曾于3月16日表示，台湾的抗疫工作很完善，也受到国际的注目与赞赏，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台湾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对抗疫的理念及方式也容易取得共识。但另一方面，台行政院为防治疫情扩大，宣布大专院校以下师生禁止出国的命令，却引发违宪与否的争论。台湾这次的防疫过程到底民不民主？民主与防疫成效又究竟有无关联呢？

其实早在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决策前，已有不少县市政府先行宣布高中以下师生禁止离台。但此作法引起民意代表批评，认为地方首长缺乏法律根据，不应对民众作此限制。其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立即与行政院各部会讨论，出面拍板定案，宣布高中以下师生禁止离台直至学期结束，随即也对大专院校发出禁令，似乎为地方政府作了全面解套。

但当外界质疑政府的做法可能有违宪之余时，台湾教育部仅含糊其词的表示配合指挥中心，但禁止师生出国的法律根据，还要再请指挥中心提供；而台行政院长苏贞昌则振振有词地强调，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及《制定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以下简称《特别条例》）第七条，防疫指挥官可为防疫需要实施种种处置及作为，这些都是法律根据。

对此说法，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曾出面解释，认为《传染病防治法》只能让卫生机关决定哪些是法定传染病，并对患者进行强制治疗与限制隔离，以及针对物资、医事人员进行调动，但要延伸到限制人民出境自由，显然是违反宪法的扩张解释。而《特别条例》第七条所赋予指挥官权限，更是一条欠缺法律明确性的“帝王条款”。

当为了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时，民众的居住及自由并非完全不能侵犯。台湾大法官释字570号也明言，对人民自由权利的限制得由法律授权以命令规定，但授权之目的、内容及范围都应具体明确。当面临紧急危难或重大变故时，为避免法案审查缓不济急，总统甚至能经行政院决议后发布紧急命令，在十日内交由立法院追认即可。

由此可见，只要符合一定程序及法律明确性的规定，台湾宪法实已赋予行政权在紧急情况下的特殊权力。但《特别条例》第七条的内容竟只有短短一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实施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该条文虽然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但不仅未对目的、内容、范围作出任何明确定义，发布的命令也毋须经过行政院决议及立法院追认。

至于何谓“防治疫情需要”，标准同样模糊不清，其内涵形同早已废除的《国家动员法》中的法条文字：“政府于必要时，得…”，而何时属于“必要”，基本上由政府自行认定。唯一的差别在于，《国家动员法》至少还具体条例出人民可能被限制的权利有哪几项，《特别条例》第七条却是全然的空白授权条款，要对民众权力做出哪些限制，完全由指挥官说了算。

此法条不仅无视宪法对于法律明确性要求，甚至大过总统发布紧急状况时所拥有的行政权。但除了几位民意代表与法界人士提出疑义之外，人权团体反倒一片静默，舆论及民调多数也都赞成政府的做法，有网友甚至大骂杨志良“人都死了，宪法还有什么鸟用”、“等你中标，染病被隔离，就不会违宪”。台湾看似对威权与专制复辟颇为敏感，但显然疫情大敌当前，合不合宪、符不符合民主法治的精神，或许也没那么重要了。

民主体制在面对特殊情况时，依然须在防疫手段与民众权利间作出拿捏，蔡政府借着民气可用通过了一套超越宪法的特别条例，或许也是一种顺从“主流民意”的展现吧。至于符不符合民主法治的原则？显然不是那么多人在乎。但整个过程仍戳破了游锡堃“民主抗疫”一说的荒谬之处：“防疫成效如何，与民主与否本就没有关联”。

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与大陆比邻的澳门疫情始终控制得当，曾一度连续39天没有新增任何确诊个案。为因应疫情在全球扩散的情况，澳门政府甚至宣布自18日起禁止所有非中港澳台居民入境，被港媒赞叹连日措施都走的比港府更前。但从台湾人的观点看来，澳门肯定离所谓的“民主自由”差之甚远，而同为民主体制的意大利，如今仍深陷惨烈的疫情危机，确诊数已超过2.4万人，这难道是意大利的“民主价值”不够深厚吗？

有些民主国家疫情惨重、有些则控制得当，在非民主体制的地区也是同样如此。说穿了，防疫成功与否本就取决于当地的文化、习惯、政府的政策及反应，还有其公卫程度和医疗资源，而非民主体制与否。台湾在此次的疫情控制，至今为止确实可圈可点，也成为许多地区研究与夸赞的对象，在疫情严峻的特殊时期，以符合民主法治的原则对人民权利作出合理限制，其实也都无可厚非，但若因此以“民主防疫”自居，不免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防疫成果与民主制度本就没有关联，且若要跟要畅谈防疫过程中的民主成分，蔡政府从健保卡查询民众旅游史、与电信业者调取通话纪录、公布出境者姓名、再到禁止大专院校以下出国等措施，若以台湾民众面对大陆“人权法治”的要求同等视之，恐怕都难以通过检验。

民主自由是个好东西，但不是什么都会与其扯上边。硬要将防疫成果套上“民主光环”，却又一边做出与民主精神相背的行为，不仅看不出现实中民主与防疫的关联，反而让台湾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留下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