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实验室制造!英美澳科学家最新研究反驳新冠病毒“人工合成”阴谋论!(组图)
医学顶刊《柳叶刀》今天刊登“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科研、公共卫生、医务工作者的声明”,声明强烈谴责认为该病毒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6位科学家最新研究也反驳了病毒的“人工合成”阴谋论,专家纷纷力挺。
今天,医学顶刊《柳叶刀》的Correspondence专栏刊登了一篇“支持中国抗击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中的科研、公共卫生、医务工作者的声明”。
该声明由来自8个国家的27位公共卫生科学家签署,并呼吁更多的人加入,一同来支持在武汉和全中国的科研、公共卫生和医务工作者。截至发稿,已有142人签名支持。
声明强烈谴责认为该新型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 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先和大家分享这一声明:“我们是工作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科研人员,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 的情况,并对该疾病给全球人类健康和福祉带来的影响深感担忧。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的科研、公共卫生、以及医务工作者自该疾病出现以来努力而高效的工作,包括迅速鉴别出病原体、采取重大的措施来降低疫情的影响、以及透明地与全球健康界分享相关信息和成果。
这些工作都值得称道。 通过签署此声明,我们将和所有继续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爆发期间拯救生命、保护全球人类健康的中国科研、公共卫生、和医务工作者们团结在一起。
面对该新型病毒的威胁,我们将同舟共济,与中国战斗在最前线的同行们一到来应对。 在这次疫情中相关数据迅速、公开且透明的共享如今正受到关于该疾病起源的谣言和错误信息的威胁。
我们在此共同强烈谴责认为该新型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 并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来自世界各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对引发该疾病的病原 SARS-CoV-2 的全基因组进行了分析并公开发表了结果,这些结果压倒性地证明了该冠状病毒和其它很多新发病原一样来源于野生动物。
该科学结论也得到了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医学院院长及其所代表的科学界人士的支持。阴谋论除了制造恐慌、谣言、偏见、损害全球共同抗击该疾病的工作外,别无它用。我们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呼吁:促进科学的论证和团结,而非误传和猜想。
我们希望所有奋战在中国一线的科研和医务卫生工作者们知道,在此次与病毒的斗争中,我们同您们站在 一起。 我们邀请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同来支持在武汉和全中国的科研、公共卫生和医务工作者。和我们战斗在一线的同行们站在一起!”
6位科学家最新研究反驳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工合成”阴谋论,专家纷纷力挺自从SARS-CoV-2的全基因组公布后,就出现了一些关于病毒起源的不同猜测,接下来分享一项反驳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工合成”阴谋论的新研究。日前,著名病毒进化学家美国斯克里普研究院Kristian G. Andersen副教授及哥伦比亚大学W. Ian Lipkin教授等6位学者联合发表了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文章“The 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
文章地址:
http://virological.org/t/the-proximal-origin-of-sars-cov-2/398科学家们从结构性和功能性两个角度详细分析了SARS-CoV-2基因组中的两个疑似人为干预的特征,认为SARS-CoV-2病毒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非实验室制造。该分析反驳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工合成”阴谋论,在圈内被称为“目前最有技术含量的一篇反驳研究”,众多著名病毒学家如哥大教授Vincent Racaniello纷纷转载并支持这些分析结果。
下面新智元为大家解读该论文。
自中国湖北省武汉市首次报道新型肺炎(COVID-19)以来,关于致病性病毒SARS-CoV-2的起源一直存在大量讨论和不确定性。
截至2020年2月14日,已确诊64,473例,其中死亡1,384例。该病毒显然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效的传播。由于目前尚无针对该疾病的疫苗或特异性疗法,基于存在可能传播到医疗体系较弱的国家风险,WHO已宣布COVID-19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SARS-CoV-2是已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科的第七名成员。 其中,三种病毒(SARS CoV-1,MERS和SARS-CoV-2)可以引起严重的疾病。
四种病毒(HKU1,NL63,OC43和229E)与轻度呼吸道症状有关。 该论文综述了从可用基因组序列数据的比较分析中可以推断出SARS-CoV-2的起源和早期进化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该论文提出了SARS-CoV-2基因组的显著特征,并讨论了可能出现这些特征的场景。 重要的是,该分析为“SARS-CoV-2不是实验室产物也不是有意操纵的病毒”这一论点提供了证据。
通过对α和β冠状病毒(冠状病毒科家族)的基因组比较确定了SARS-CoV-2基因组的两个显着特征:1)基于结构模型和早期生化实验,SARS-CoV-2似乎发生了进化,更易与人类的ACE2受体相结合; 2)SARS-CoV-2在高度可变的刺突蛋白上出现一个酶切点,并在旁边发现了其他冠状病毒中不存在的连续的十二个核苷酸的序列和3个O-连接聚糖。
特征1分析:SARS-CoV-2的受体结合域的突变。SARS-CoV和SARS类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中的受体结合域(RBD)是病毒基因组中最易变化的部位。RBD中的六个氨基酸(残基)对于确定可能的宿主范围至关重要。
基于结构模型和早期生化实验,SARS-CoV-2似乎发生了进化,使得更便于与人类的ACE2受体相结合。如果使用SARS-CoV的基因组为参考,之前的实验证明 SARS-CoV-2中影响与人类ACE2受体结合亲和力的6个相应氨基酸为L455,F486,Q493,S494,N501和Y505(注:F486代表在第486位的氨基酸是苯丙氨酸)。
这六个氨基酸中的五个在SARS-CoV-2中发生了突变。根据之前的研究,SARS-CoV-2似乎具有的一种受体结合域RBD,其可能与人、非人灵长类、雪貂、猪和猫以及其他具有高受体同源系物种中的ACE2受体的亲和力很高。
相比之下,SARS-CoV-2与携带类SARS病毒相关的其他物种(包括啮齿动物和蜂巢)中的ACE2受体的结合较为低效。SARS-CoV-2 S蛋白中第486位残基的苯丙氨酸(F)对应于SARS-CoV Urbani菌株中的L472。
值得注意的是,在SARS-CoV细胞培养实验中,L472突变为了苯丙氨酸(L472F),虽然这种突变会显著提高病毒与人体受体结合的亲和力,然而该突变在自然宿主蝙蝠和穿山甲的相关冠状病毒中都早已经存在了(蝙蝠的几个类SARS冠状病毒中也在对应位置有苯丙氨酸),因此不能说这是刻意人为生成的突变。
况且,之前的研究表明这种突变并不是最强的突变方法。另外5个氨基酸也都有可能导致亲和力的增强,如果真是某个分子生物学家的阴谋,那他其实可以利用已有技术把其他5个氨基酸也都突变成更严重的组合。
因此,SARS-CoV-2的刺突似乎是在人或类人的ACE2受体上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基因工程的产物。
特征2分析:酶切位点和O-连接聚糖。SARS-CoV-2在高度可变的刺突蛋白上出现一个酶切点,并在旁边发现了其他冠状病毒中不存在的连续的十二个核苷酸的序列和3个O-连接聚糖(注:酶切位点通常是人工基因重组技术留下的痕迹,这也是该病毒被怀疑是人为的原因)。
SARS-CoV-2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在两个亚基S1和S2的交界处的刺突蛋白中有一个多碱基切割位点(RRAR)(图1b)。除了两个基本的精氨酸和一个在切割位点的丙氨酸外,还插入了一个脯氨酸。
因此,完全插入的序列是PRRA(图1b)。重要的是,这个SARS-CoV-2病毒与任何已知的冠状病毒在核酸序列组成上有不少细节上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个病毒并不是由一个已知的模板改造而生成的病毒。
尽管尚不完全清楚,但这个可疑酶切位点和连续的十二个核苷酸的序列会使得SARS-CoV-2在S蛋白上形成一个O-连接聚糖结构,之前研究也表明类似的结构可以导致禽流感病毒和新城疫病毒提高致病性。
如果这样的病毒模板真的存在,那么要想通过细胞培养或动物传代产生SARS-CoV-2将需要事先分离具有非常高遗传相似性的祖病毒。然后,要在细胞培养物中进行大量传代程序,并且产生这样的多碱基切割位点。
从理论上讲,SARS-CoV-2有可能在适应细胞培养传代过程中获得可观察到的RBD突变位点,正如在SARS-CoV5和MERS-CoV31的研究中所观察到的那样。
然而这个O-连接聚糖结构是不可能通过体外细胞培养的方式得到,因为这种突变通常需要机体免疫系统的参与。
结论:在全球COVID-19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中,对动物病毒如何越过物种边界来如此有效地感染人类的详细了解将有助于预防未来的人畜共患病事件。
本文描述的基因组特征可以部分解释SARS-CoV-2在人类中的传染性和传播性。尽管基因组证据表明该病毒不可能是人工产物,但目前尚无法完全证明或反证出真正的传播过程。
当务之急是控制疫情,并持续寻找更直接的中间宿主以防止再次暴发。扑朔迷离的病毒来源,神秘未知的零号病人
昨日,BBC中文刊登了一篇题为「肺炎疫情:模糊不清的“零号病人”与病毒来源争议」的文章。文章试图找出神秘的“零号病人”和病毒的起源。
“零号病人”是一个医学用词,指的是第一个得传染病,并开始散播病毒的患者。在流行病调查中,也可叫“初始病例”或“标识病例”。
通常来说,找到零号病人,就能够更快速的找出病毒传播途径。然而武汉肺炎的零号病人,却迟迟未能给出定论,而病毒传播途径和来源,也仍然是个迷。
最早披露的零号病人是2019年12月8日,一名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因此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内的野生动物交易,被认为是这次疫情发展的罪魁。
然而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1月24日发表的一篇由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撰写的论文却将首例病患提早到了12月1日,一位70多岁患病在家的脑梗塞患者,没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
这对此前的结论提出了挑战,导致学术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果这名长期居家、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被确定为零号病人,那么他是如何被感染的?
是不是意味着,除野生动物外,还存在其他的感染途径?“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莱特(Richard H. Ebright)对BBC说,根据目前对病毒的基因组测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病毒经过人工改造,埃布莱特曾在《自然》对武汉病毒所的一项蝙蝠病毒实验表示关注。
但埃布莱特补充说,这并不代表着可以排除此次疫情的病毒由于实验室事故进入人群的可能性。他表示,基因组测序显示,此次爆发的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2003年在云南某个山洞采集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非常接近,全基因组同源性为96.2%。
“这意味着,这种病毒目前已知存在于两个地方:云南的山洞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中,”埃布莱特说,“它从2013年储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