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岁女子感染新冠病毒，临死前拉着护士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求求你，我不想死！（组图）

口述者：胡伟航 浙江医院ICU主任助理 

时间：2020年2月13日

胡伟航是大年初一驰援武汉的浙江省紧急医疗队中的一员。对口支援武汉四院。“每天我们都忐忑，最怕就是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一转眼就救不回来了。”

以下内容为胡伟航口述，记者电话采访整理。

最怕就是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

一转眼救不回来了

我们浙江第一批紧急医疗队，一共有130多个医护人员，年初二凌晨到达武汉。

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大家带着急迫而又担心的复杂心情，进入了武汉四院的隔离病房中。武汉四院共10个病区，一开始，我们接管2个，随着病人的增加，现在共接管了3个。

浙江医院来了4个医生，我，还有呼吸科和ICU的3个。一开始，我想200多号病人，我们这些精兵强将调出来，帮忙控制住了就好了，不承想确诊病人越来越多，现实远比我们想象中严峻，医务人员不够，隔离病房改造时间紧迫。

医护人员的压力也很大，像我这种本身在ICU的还好，其他医生看着病人一个接一个地病情转危重，甚至死亡，内心受到的打击还是蛮大的。

前两天我收治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虽然年纪大点，但来的时候生命体征都是好的，也没有基础疾病。家人说，就是买了个菜回来，感冒了，在社区挂了7天水，逐步逐步加重，这才送到了我们这里。中间我轮休一天，第三天再去查房，老太太已经没了。

这种无力感，对我们重症抢救团队来说，真的打击很大。每天我们都忐忑，最怕就是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一转眼就救不回来了。

54岁阿姨担心一松手

老天就收了她

临终前还拉着护士的手

久久不愿松开

作为重症医学科的医生，每天看着受病毒侵袭躺在病床上面色灰暗的病人，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一个54岁的阿姨，1月7日入院，氧饱和度70多，呼吸频率四五十次，喘不过气，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阿姨神志竟然还清楚，而且在这样濒死的边缘挣扎了两个星期。

她有很强的求生欲。她总是拉着我们护士或医生的手，只要拉着我们的手，她就觉得安心，一松手，我们一离开，她就觉得老天要收走她。

“医生救救我，我想活下去。”她努力地吸着氧气，紧紧拽住我们的手，拼了命说出这句话，灰暗的眼里只剩下对生命的渴望。

可惜的是，医院里没有插管的防护，没有呼吸机，没有氧源，我们也不敢给她转院，因为她的情况在转院路上随时会有风险。我们想方设法，给她拖了10多天，最终还是没有办法。

1月的最后一天，她走了。临死前，她还拉着护士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其实这样的患者有很多，病人看到我们，无力但很努力地抬一下手，眼里都是泪水。每一次我一步一步退到门口，轻轻开了门又轻轻关上门，直到看到病人闭目养神，才走向下一间病房。

这里的病人，大家都知道SARS，都经历过SARS，都怕死。虽然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低于SARS，但重症病人们心里还是很清楚，他们只有两个结局：要么好了，要么死了。

“我的遗体捐国家”

在武汉四院工作了将近两周，我印象最深的患者，是一个47岁的男性。他在病房里20多天了，呼吸急促，氧饱和度才80多一点，正常人85以下就要死了。但是我们这里没有ECMO，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法缓解他的痛苦，得想办法给他转到金银潭医院。

非常幸运，金银潭那边正好空出一张床。我们跟他和他老婆实话实说，路上有风险，有可能因为缺氧而心跳停止。两人商量了五六分钟，同意一定要转过去。

做了这个决定后，这个病人在很缺氧的情况下，开始写类似遗书的纸条。白纸黑字，歪歪扭扭地写下：我的遗体捐国家。

我不知道那一刻他是怎么想的。我看了看他的资料，职业一栏只是显示在职。我完全没想到，在那样的时刻，他写的第一句话，是遗体捐献。

有人检测阳性后

整夜整夜睡不着

病房里，生离死别时时上演，大部分人是焦虑的。

早期试纸比较少，有些还没确诊的患者可能身体情况还可以，心里存着点侥幸，不至于崩溃。而一旦检测结果为阳性，很多病人就无法接受了，他们会觉得，啊我得这个毛病了，这个毛病是要死人的。

有一个37岁的男病人，确诊后就表现出不好好配合，坐立不安，在病房里走来走去。通常情况下我们要求病人在病房尽量少走动，病房门要关上，这位患者坚持要打开房门，还嫌戴口罩闷，不要戴口罩。一到晚上，整夜整夜不睡。

不少人的状态都跟这个患者差不多，我们护理人员和医生除了看病治疗，还有很大的精力要花在安抚病人上。

有些病人本身毛病不重，通过疏导，能够有一个较好的心态来对待病情。我们会跟病人说，他们的病情属于“普通型”，自身免疫力好转后能痊愈，不大可能留下后遗症；叮嘱他们晚上睡不好时，可以向医生要“安眠药”。有些病人求生欲望很强，尽管每天加重，但精神面貌没垮掉，慢慢也能稳定下来。

有的是阴性或者可疑阳性，会一个劲问：“大夫，检测结果阴性的，但吃药、输液都好几天了，还是发烧、咳嗽和拉肚子，我是不是新冠肺炎？”我们会耐心解释，核酸试剂检测本身有一定“阳性率”及咽拭子取样的误差，也有可能阴性就是病毒载量低，等症状消退、体温正常连续三天，核酸检测连续2次阴性，就可以出院了。

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患者在听了我们的话后，长长松了口气，原先暗暗握紧的拳头小幅度甩了甩。

我还发现了一点，好像男性患者普遍比女性患者容易出现负面情绪。

把热盒饭省下给患者

医生自己吃泡面

特殊时期，医院限制家属探视，城市里的外卖也很少，盒饭成了紧俏的物资。医护人员好多都会把自己的热盒饭省下来给病人，然后自己偷偷吃泡面。

对于我们来说，病人如果主动说想吃什么，我们是非常开心的。生病后人食欲差，消耗大，营养很快会跟不上，有的重症病人连水都不要喝。当病人还有想吃的东西，这说明这个病人还有希望。我们的护士都会忘了传染的风险，靠近病人，询问他们有什么想吃想喝的，认真记下来，出去后打电话，一定想办法帮他们办到。大家千方百计增加病人的食欲，改善营养。

病魔无情人有情，武汉当地有些志愿者和本地的餐饮企业会给病人送些鸡汤、鸡蛋羹等可口且有营养的饭菜，这让我很感动。

50多岁高血压的科主任

最危险的事冲在最前面

我们浙江医疗队到了武汉，我听到武汉本院的医生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谢谢，你们到了以后，整个医院和战友都有希望了，你们把最好的人和物资带来了。

武汉四院内分泌科主任，年纪50多岁了，血压高，190/110，降压药都吃光了，也不肯下战场。他天天在医院，只要病房有事情，马上穿上衣服冲进去。

给病人采咽拭子去送检，是最危险的事情，这个时候病人嘴巴张开，呼气、咳嗽，病毒通过飞沫传播很厉害。我所在17楼的病区，所有咽拭子都是这个科主任自己去采，永远冲在最危险的一线。有天他实在头晕得站不住了，院领导死活都没把他拉下来。

医护人员感染中，首先倒下的是内科医生。所以他总是说，“我是唯一一个内科医生，我最有经验，我要先把外科的小朋友们教会了。”

是的，现实就是一个内科医生要带着一批外科医生冲锋陷阵，你知道你的感染风险比别人大一两百倍，但仍然要鼓足勇气去做。

出发前

听到消息的女儿哭出了声

我是年廿九接到要去武汉的通知。那天下午，我还想着，不要跟家里人讲了，就当是去出趟差。那天我跟浙一的好朋友郑霞通了电话，她说她已经要去了。

我上网看了新闻，想想应该是瞒不住家人的，下班回到家，跟妻子和女儿说了我要随着浙江医疗队去武汉。

女儿当场就哭了，她很害怕。她虽然只有9岁，但比一般的孩子懂事、早熟，那些天她看到了不少关于武汉的消息，我也跟她聊过冠状病毒，聊过SARS。她哭着说，“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很强，武汉好多人已经被感染了，感染人数越来越多。那里的医生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你稍有不小心，就有被传染的危险。”

那一刻我有些后悔。作为医生，我经常跟女儿讲一些抢救室的事，比如今天这个病人出现了什么感染，用了ECMO；哪天去抢救20岁的小孩；偶尔遇到救不过来的，我也会跟她说。怪我过早跟她讲了这些生死的事情，使她对我的担忧又多了几分。

我开玩笑哄她，你看爸爸这次还有充足的时间跟你告别，平常我深更半夜去医院，你第二天早上都见不到我。

这个假期，原本打算带着家人去南边温暖的地方转转。我的爽约，让女儿很失落。我和她妈妈跟她约定过，只要数学考得比期中考好，过年就带她出去玩，过去两个月她一直很努力，生活习惯也改了很多，就为了获得过年的奖励。

倒是我夫人还蛮平静的，这种突然的任务不是第一次了，她习以为常，只说了句：“东西给你准备好，自己保护好。”

我说，你衣服不要准备太多了，准备两套，一套穿一套换就行，进了疫区，以后都带不回来。拿着四五套换洗衣服的她，欲言又止。

今年的年夜饭，是最特殊的一顿，大家心里都藏着话，却什么也不说。那时还不知道年初一就要出发，结果初一早上7点接到电话，马上要走。匆匆告别，家里人说了多少遍“保重”，我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