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下的“媒体病毒”，德国制造（组图）

“如果我们掌握不了事实的全貌，怎么办？没关系，我们还有美学。”

上述这句话出自斯蒂芬·克鲁斯曼（Steffen Klusmann）之口。克鲁斯曼是谁呢？他是德国老牌资深媒体《明镜周刊》（das Spiegel）的现任主编。在以“美学代事实”之新闻伦理的指引下，当我们看到最新一期该杂志对中国抗击新冠状病毒的报道时，我们也许不会太惊讶。

德国当地时间1月31日下午两点，《明镜周刊》2020年底6期网络版上线，封面标题相当有煽动性：“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制造”，副标题是“当全球化成为致命危险”。红底黄字，寓意不言自明，带着防毒面具的中国人头戴耳机，手拿着苹果手机。

一天后，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在其官网和使馆推特就该杂志封面发声表明了立场。驻德使馆在官网的声明中指出，中方正全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采取坚定措施，坚决抗击疫情，防止疫情扩散。《明镜》的做法有违的新闻伦理。

从传播学角度讲，《明镜》的用心得到了较为丰厚的回报。目前在社交媒体脸书上，该封面文章的点击量爆棚，而且评论数目前直逼700条，此文有可能是整个二月份该杂志的流量之王。不过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评论中绝大多数读者都表达了对此封面的厌恶和排斥，在中国全民全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采取坚定措施坚决抗击疫情的时候，也许《明镜周刊》的编辑部内是一块“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的自留地，但绝不代表世界上有基本正义感和分辨力的网民。

封面如此“撩人”，让笔者也忍不住掏了5欧元买下了这一整期的杂志，当看到内容时，心情逐渐由愤怒变成了失望——它的确就像读者评论中说的那样，文字平平无奇，信息量也极为一般，除了三张图表做得还算用心之外，最吸睛的也恐怕只有落款的作者数量了：9个。

无疑，这是一篇《明镜》动员了可能用的几乎所有在华力量，“精心”攒出来的一片封面特稿，作者包括了北京的分总编乔治·法里昂（Georg Fahrion）和游走在中国大地的独行侠桑德（Bernhard Zand）。经常阅读观察者网评论栏的读者也许对他们并不陌生，偶尔会读到他们对华报道的翻译版。而且从篇幅上看，如果把此封面文译成中文，大约有8000字左右。

然而笔者在此必须要点出，此文的第一作者，首席写手是一名中国人——吴丹丹（音），她在《明镜》周刊工作了9年，目前只有三篇新闻署有其名。如果说此文的内容还算较为中立（内容总体没有偏离“中国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的冲击”这一主题），那么她1月24日初试啼声的第一篇则严重带了节奏，文章认为此次肺炎病毒的蔓延和传播，是中国特殊的不民主的政治体制和媒体审查的结果，总之，中国人若想消灭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需要的药方既不是什么西医疫苗，也不是中医草药，而是自由和民主。

发自内心的说，《明镜周刊》真的没有让我们失望，这种论调的文章，每当中国遭遇重大灾难时，它从来不会缺席。

“审美”不美，“事实”不实

《明镜》的御用评论员安格拉格鲁贝尔（Angela Gruber）去年年底曾撰文，告诫读者不要太在意周刊编辑的一些风格鲜明的配图造成的争议，这份杂志还是很充满爱、团结、同情和宽容的。其实她无意中也部分透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所有的大型媒体机构中，《明镜》是对待杂志封面最用心的。

2015年离职的斯蒂芬·基费尔（Stefan Kiefer）曾担任该杂志的首席封面设计师7年之久，他设计过接近300张《明镜》的封面图。2019年1月份，《明镜》采访了这位老员工，他透露当时他的薪水是其他媒体同行图片编辑师的三倍左右，还说整个德国媒体，相比美国非常欠缺封面创意师。他的存在，改变了整个德国媒体的传播生态，颇有些开山祖的自诩感。

杂志封面创意的开路先锋，媒体审美界的领袖，这些头衔加身的《明镜》想“不浪”都不行。2017年2月份的第一期，刚入主白宫不久的特朗普手刃自由女神，2019年7月份历史版封面，两位窃窃私语的东欧犹太人，分别惹怒了大西洋彼岸的爱国者和以色列朝野上下，当时以色列旅游局对《明镜》的抨击，言辞比我们驻德大使馆的声明要激烈的多。

“以审美代事实”如果取法乎上，很容易走偏成“以审美歪事实”，如果审美和事实都没有呢？还有办法，那就是编新闻。

21世纪德国媒体的最大造假事件，主角就是《明镜》的资深编辑雷洛蒂斯。当时观察者网对此也连发了多篇报道。当2018年12月，当雷洛蒂斯靠着坐在家里编新闻一路升职获奖的丑闻爆出时，我们才发现，这家如此老牌，自诩有着严格新闻伦理纪律的新闻机构，造假被揭穿的成本原来如此之高。如果不是他的同事胡安·莫雷诺的亲自揭穿，这场骗局还将继续持续到何时？莫雷诺因为内部揭发而被冠以不团结同事的罪名，一度遭到副主编的无情打击，险些丢掉饭碗，每天靠吃治疗抑郁症的药度日。靠着偶尔的高层人士更迭，莫雷诺才被还以清白，将雷洛蒂斯正法。

然而，本文的主旨并非是将《明镜》作为个案架在“网络法庭”上审判之，因为在西媒靠着比烂才能活的生存法则下，很遗憾的是，《明镜》的所作所为绝非是最差的。

比烂之下的德媒和德国应对流感的糟糕表现

如果说《明镜》还有几张数据图让你觉得5欧元没有白花，那么德国《时代周报》（zeit.de）对中国大地上抗击肺炎病毒的报道，则过分夹杂了大量充满偏见的论述，哪怕是很熟悉他们写作套路的读者，也需要很费力地才能将“论”与“事”甄别开来。

他们的首席对华疫情报道官不是别人，就是当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套路刘慈欣的杨希璠老师。1月29日，她以一篇《中国新冠状病毒是一场政治病毒》拉开了疫情报道的大幕。

德国《时代》周报驻华记者杨希璠的报道：中国肺炎疫情是一场“政治病毒”

在她笔下，你不可能看到逆向而行的白衣天使舍生救人的壮举，也看不到各省一盘棋以民为本的国家意志，而基本只有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无限上纲上线。戴口罩和基层封路的隔离病毒被描绘成集体无意识的荒唐之举，救灾物资的统一发放调配成了专制的行动表征。

如果说《时代》周报只不过犯了意识形态先行的毛病，那么《吕贝克在线》则就是完全枉顾事实了。1月24日左右，中文网络上流传的“吕贝克大学的希尔根费尔德教授（Prof. Rolf Hilgenfeld）携带”成为中国疫情大救星的新闻就是这家媒体炮制出来的。不知道是报道方有意误导还是当事人默然沽名钓誉，这件事迅速在网上发酵，在很短的时间内，业界同行揭露他手中的所谓“抑制剂”其实连第一步都还没有完成。最后以这位“德国白求恩”自我澄清为终。

德国媒体一贯拿着放大镜指摘中国的救灾体系如何的不透明不民主，《明镜》周刊的刊名本来用意是“镜可观自身，正衣冠”，但他们眼中的镜也许是“哈哈镜”。就当中国网友对美国流感的每年死亡人数咂舌不已，议论我们是否有些反应过度时，也许不知道，如果拿德国和美国再一比的话，美国真的是相形见绌了。

每年的流感高发季，德国全国死亡6000-7000人是正常数字，2014年年尾-2015年年初，一场规模并不算大的流感，四个月就造成了德国21000人的死亡，要知道，德国总人口不过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爆发于2009年的猪流感，10年过去了，未见德国引以为傲研发的疫苗真正见效。就在前两天，丹麦政府还威胁要关闭丹德边境，阻止德国的猪流感传染到本土。

当《时代》周刊指摘中国流行病疫苗体系研发不完善的时候，是否想到过2011年易北河的熊熊火焰？

在猪流感盛行期，德国购买了数以吨计的疫苗，但接种疫苗的人数远远少于预计，2870多万支疫苗无人问津。2011年4月份，这批疫苗过期销毁，2.39亿欧元也随之打了水漂。

位于马格德堡北部的 Rothensee垃圾焚烧厂平时默默无闻，当时却出现了例外：一大早就有20多名记者聚集在易北河边的焚烧厂附近，因为当天在40米高的窑炉里焚烧的不仅是普通的生活垃圾，还有大批猪流感疫苗。196个托盘，总共1600万支的疫苗将在这里销毁处理。当初德国以昂贵代价买来的救命药，保质期过后就成为一堆废品，在1000度的烈焰下化为烟尘，而且还花了1.4万欧元的焚烧费。

《明镜》和《时代》完全可以就此写一篇“燃烧的疫苗：自由民主的过度溢出”。

平心而论，中国网友们的阅历和对垃圾新闻的过滤能力丝毫不差于西方网民。在外媒种种不实报道中，观察者网的读者还是提出了“为何西方媒体反应这么快”这个问题，被顶上了热评。其实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

对西方媒体的驻华记者来说，每天刷微博微信也是他们的日常操作，紧盯微博热评早已经是其常规工作流程之一，更何况他们旗下还有大大小小各种杨希璠和吴丹丹，可以过眼我们所能看到的每一张流传的微信截图。火神山医院建造直播，给各种建筑机器打榜的网络趣闻也早在第一时间被BBC报道了。也许是脱欧之后的英国摆脱了欧陆的某些腌臜气息，其媒体的道德感好像也提升了不少，总的来说，英媒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报道，要比德媒客观中立的多。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依然觉得“来而不往非礼也”，向《明镜》的汉堡总部发了一封邮件，把“节奏”扔了回去，敦促他们更换CEO。因为他们目前CEO的名字叫托马斯哈斯（Thomas Hass），而Hass在德语中是“仇恨”的意思，有碍观瞻。以“哈斯”为名做新闻，能好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