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从“中文打字机”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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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旅行或生活的人，很多都曾遇到过西方朋友好奇的眼神：“到底怎样能在电脑键盘上把汉字打出来呢？”在本人旅欧十余年的经历中，在朋友家中、在高铁上打开电脑打字时，都数次遇到过一模一样的提问。直到在英格兰的切尔腾纳姆文学节上碰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墨磊宁（英文原名Thomas Mullaney）的新书《中文打字机》，这个我从没有细想的好奇心问题，忽然在书中“打字机是西方人认为是西方发明的”这个预设下展开的中西方视角互置之中，衍变出了全新的意味。“汉语打字机”这个概念，在许多西方人眼中，更多是一个哲学问题：假如“摩斯密码”没有“字母”会是什么样子？“打字机”没有“键”是什么样子？“汉语打字”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当时文学节的台上，墨磊宁参加的是一个以中国为主题的西方学者论坛，台上每位讲者都著有一本与现代中国相关的非小说书籍，其中以墨磊宁的视角最独特：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中文打字机》的书。乍看这是一部关于“打字机”的物件史，细读则是一部涉猎领域错综复杂的中西方一百年观察档案。文学节上墨磊宁透着深厚历史观的讨论也令人印象深刻，待他回国后，我便约他做了一段电话采访，知悉“信息技术在现代社会不平等的发展结构”是促成这位历史学家写书做研究的动力所在；已出版的《中文打字机》只是上卷，同课题围绕“电脑中文输入法”的下卷《The Chinese Computer: A History》（中文计算机：一部历史）也已经完成， 并即将出版。

《中文打字机》的研究背景设置在1840年电报机发明到1950年代之间。尽管主题是“打字机”，但作者很快意识到必须包含其他技术，发明电报的技术、“拣字法”等。墨磊宁在书中自述，写这本书花了十年时间，前后到过近20个国家去做调研，包括进博物馆、翻阅了50多部档案和私人收藏；搜集口头历史、物件、家族史等等。做过如此扎实案头工夫的作者，才能从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时期西方对汉字的傲慢与粗鲁态度，写到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 ，再一路写到“文化相对论”逐渐替代种族科学，语言平等、跨文化交流开端的20世纪，再到抗日战争时期以日产打字机盛行为标志的“大东亚共荣圈”之物质化。诚然，这是一部注释就占了近五分之一书页的学术专著，但同时，也能让我们读到“19世纪末的人，旅行时随身携带‘雷明顿’打字机是一种时尚”这样有趣的冷知识。

我相信身边提出“怎么在电脑键盘上打汉字”问题的人都是出于本能的好奇，这种好奇本质纯粹。而1998年第一次踏足中国的墨磊宁，则在写作中直接冲着中西方电脑使用者都用得理所当然的键盘发问，并且追根溯源问到底。

十年前，已着手为写《中文打字机》做调研的墨磊宁因一次偶然的契机获赠了一台老式“双鸽牌”打字机。在选定以“中文打字机”作为一个十年的研究方向后，墨磊宁跟一些朋友或同学讲起，没有一个人赞同，但他直觉确定这本书的研究很重要：“这并不是一个偏门的课题，而是一个全球都正在面对的问题。”他认为，信息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建构，只是以人类语言写作系统的其中一个分支作为基础，这个分支全是拼音文字，更具体地说，都是以英文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系统。墨磊宁指出，这种结构上的不平等并不只是键盘上输入法的不同，而是能深入追溯到这些系统的建筑和逻辑之中，地球上任何一个不适应这种模式的文字系统：阿拉伯文、希伯来文、整个南亚、东南亚的文字，等等，所有这些都被排斥于这种操作系统（电报、打字、电脑输入）的世界之外。这意味着，世界上大部分人、大部分的语言文字，自19世纪以来就被排斥在信息科技的设计之外。在墨磊宁看来，“中文打字机”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绝佳切入，“中文是这里面最极端的例子，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中文打字机’都是绝不可能存在的物体，因为它违背了信息科技所建立一切规则。”

19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汉语曾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靶子。墨磊宁写道：“在将近两个世纪西方语言学垄断的世界里，中国就像是在一群右手持剪刀群众中的左撇子小孩。”不少学者提倡用语音系统去代替汉字。

与此同时，愚公移山式的发明与制造“中文打字机”开始了它的历史。其中，北美长老会派去中国的传教士姜别利，发明了用电镀法制造汉字铅活字铜模，1-7号大小7种宋体铅字，称为“美华字”。他还发明了元宝式排字架，将汉字铅字按使用频率分类，并按照部首排列，提高了排版取字的效率，为中国印刷业长期沿用。曾在通州传教和办学40多年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Sheffield）曾在1880年发明过一台中文打字机。

在这些发明者当中，还包括了林语堂。他当年倾注心血发明的“明快打字机”早已经不存在，据墨磊宁所知是“被扔掉了”，不过，林语堂研究打字机的时期就住在纽约，墨磊宁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院与东海岸的两个资料中心里都找到了一些相关资料。”我还有机会采访了一位女士，她当时是大学生，作为研究助理，协助林语堂做发明打字机的研究“。既然谈到了这位上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公认的中国文化权威评论家，墨磊宁就势提起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意义：“林语堂所在的时代还是‘沙龙时代’，新闻媒体还会耐心地报道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而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全世界范围内看都降级了，整体变成了经常上电视的愤青（shouting head）。”

墨磊宁认为，尽管“公然打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幌子批判中国语言文化的种族歧视”已经不再普遍，但墨磊宁在书里探讨道，当年那些公开的种族歧视言论，在今天固然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然而不同的方式也能造成同等程度的冒犯，那就是通过技术的言论。”到了2019年的今天，人们依然对中文这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惊叹与诧异，很多人心目中一直觉得汉字是异域的、很难理解的。因此，中国人也是一直多么异域、多么陌生。墨磊宁认为，藏在这一切背后的潜台词是：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固执，坚持着这种书写系统，他们加入我们的体系来不就好了吗？持这种心态者的其中一种表述方式是：“你能想象一台中文电脑会是什么样子吗？键盘上肯定得要有几千个按键吧！”在这位历史学家看来，这种想法背后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很多人其实对过去半个世纪社会是如何发展的并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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