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人新移民眼中的雅典（图）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作者为希腊华人移民，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仅供读者阅读参考，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黄华：作为外来新移民，希腊生活五味杂陈。面对地中海美妙景色，我想在此终老；面对实际问题，又希望这种生活是暂时的。

2019年12月9日，我在美国自助出版网站lulu.com上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摄影集《ATHENS IN THE SHADOW》，距离我第一次登陆这个有着西方文明发源地美誉的地中海度假国度希腊仅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

实际上，我和家人以黄金签证拥有者的身份正式移居到这个被国债危机困扰长达十年之久的蓝色国度还不到两年时间。在这短短两年时间里，只要我人在雅典，几乎每个月都会去雅典市中心宪法广场旁被华人称作女人街的Ermou街上扫街（街头摄影）去。期间感受到的一个显著变化是，2017年扫街的时候，从宪法广场到Monastiraki广场不到1公里的Ermou街最繁华的东段，十家店里几乎会有两家处于关门状态；但到了今年初，这段街上几乎看不到一家店铺没开张的，除了会有几家在装修中。

十年债务危机后的商业街

在Ermou街上感受到的变化之外，再看看宪法广场旁轻轨站上带有中文的有关黄金签证的巨幅广告，以及络绎不绝的中国面孔在宪法广场旁出没，相信很多华人朋友包括与我一样买了房而移居希腊的华人都会相信，希腊这个曾经面临破产境地的南欧小国应该是走出了债务危机的阴影。但如果看过我这本摄影集的朋友也许会得出不同的观点，那就是，对希腊的乐观似乎还只是在表面，只是局部，甚至还只是停留在媒体的报道中。因为，占绝大多数的希腊工薪阶层，依旧生活在战战兢兢中。

作为这个国家象征的宪法广场和议会大厦，既是世界游客拍照的胜地，也是雅典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相比起游客的好奇眼光，在广场上来回穿梭的雅典人，神情并没有出现多大的改变。甚至当我拍到那张一位无业人员躺在宪法广场地铁口出口外的大理石台阶上的照片时，感觉就像是一尊活的纪念碑。纪念什么呢？当然不是乐观的生活和乐观的预期。

你可以把Ermou街看作是希腊经济的晴雨表，但街上商铺的盈利状况究竟如何，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毕竟经过十年的债务危机，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房价掉了一半以上，现在当这个国家经济回暖的时候，在最具人气的街上开个铺子，不管盈利如何，至少占个位置应该是合理的。相信很多商家会是这种想法，否则也不会有这两年里Ermou街上至少有一成以上品牌商店换主的情况出现。

很显然，看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自然不能仅仅看一条街的改变。占GDP比例近2成的旅游业始终是希腊的支柱产业，所以希腊本地媒体会毫不吝啬版面的去报道“雅典国际机场入境游客又破记录”之类的新闻，但这些游客涌入究竟能造福多少希腊人并不清楚。我从一些口口相传的渠道得到的信息是，很多在雅典市中心针对游客的餐厅服务员月薪也就在600-800欧之间，这些也许还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年轻人。而如果想在雅典市中心租个一居室单独生活，那必须同时打两份工，否则根本负担不起雅典日渐高涨的房租。目前唯一可以乐观一点的是，雅典市中心的餐厅开业率应该比较稳定，说明游客增加提高了就业的稳定性，如此而已吧。

苦涩的真实:雅典市民的生活圈

如果把我们的目光移开市中心，进入雅典人的生活圈，情况可能就跟Ermou街上的大不同了。比雷埃夫斯港（以下简称比港）是一个国际知名度非常高的地方，因为除雅典国际机场外，它也是国际游客最集中的地方，因为从雅典去希腊各著名旅游岛，比如圣托里尼岛，都是从比港出发的。除了被中资企业中远海运集团收购的比港货运码头，以及直接服务游客的酒店业和围绕码头一两条街上的餐厅比较繁忙外，原本的老工业区里仍旧有很多厂房闲置着，那些海运及相关制造业辉煌时代留下来的配套产业，也随着产业链的转移不可能再现昔日的辉煌，而只有依靠经济大发展才能带来的文创产业繁荣在希腊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很难被复制。因此，如果你身在这个老工业区里，除了会被巨大的空厂房形成的压抑感所笼罩，街头那些老人们的身影也似乎在为这个曾经富裕过但目前已经衰退的情况作证。

与登岛游客集中的比港相比，一直为欧美休闲游客所热衷的南部郊区特别是Glyfada市，最新报道是成为了欧美房地产投资买家的热点，已经超过了为获得黄金签证而买房的中国客户数量。作为生活在有富人区美誉的Glyfada的一个普通市民，个人的感受是，这个被出租车司机认为雅典非常干净的郊区，这三年里变化并不像Ermou街那么大。当然，我家旁边社区里的儿童游乐场（playground）倒确实翻新得不错，但街面上的店铺也没有太多新开张的。唯一能感受到的显著变化是，住在这个区域的华人移民越来越多，多到每次去超市几乎都能见到华人，在两年前还不是这样。但我们这些人口占比不到1%的新移民，除了能把房价拉升回来，还能为希腊经济贡献多少呢？

今年初，我坐了2个多小时的公交，从我所住的南部郊区来到了20多公里开外的北部郊区Acharnes。从城市规划和房子外观来说，Acharnes跟所谓的富人区Glyfada没太多差别，只是觉得小区里商店很少，甚至大路上也很少店铺。在靠近山根的附近有一些类似罗姆人（也称吉普赛人）的棚户房。尽管一位雅典朋友称，那里是警察都不去的地方，但我不认为那里的治安有多差，至少雅典的媒体上很少有这个地区的新闻，不过那里真的是个视野之外的地方。

像Acharnes这样的北部郊区我还走了一些，比如地铁2号线的终点站所在的佩里斯特里（Peristeri）、阿奇亚瓦尔瓦拉（Agia Varvara）和Korydallos等，这几个同样靠近山根的郊区平日里在街道上除了能看到老人，很难见到行人，更别说游客了，商家也跟Acharnes一样不多。

由于我的希腊语实在不灵，而希腊当地老人又基本不会英语，所以我无法在街拍过程中跟有闲的当地老人进行交流。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因生活所需去超市、银行、电信公司等办事需要沟通外，其他能够频繁近距离交流的居然是孩子同学的家长们。

按照希腊当地人的习俗，每个希腊人一年中有两个庆祝生日的机会，一个是真正的生日，另一个是命名日。比如这个孩子叫乔治，那圣徒乔治的生日也就是所有叫乔治的希腊男子的命名日，所以经常会出现无数人同时过生日的情况。不管是真实的生日还是命名日，只要家长负担得起，都会给孩子找一个游乐场，把孩子的同学好友们统统叫上开个生日Party。过生日孩子的家长需要支付游乐场的包场费，开支紧张的家庭可能只提供来宾的饮料和小点心，富裕家庭还会给每位来宾提供一份美味的餐食。今年光参加孩子同班同学（大概20多个）的这种生日Party大概有七八场，除了少数一两家属于那种不提供一餐的包场，其他都是含了一顿餐食的。我并没有认真了解过为孩子办这样一场生日Party需要多少银子，但按照雅典的消费水平，直觉应该在300-500欧之间。

而就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如果是双职工家庭，每月税后家庭收入可能也就是2000欧左右，他们一般会把家里的一到两个孩子送去私立学校读书（希腊当地媒体今年的教育报道里有一条印象深刻，就是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不断下降，以至于高考学生成绩持续滑坡）。一个孩子在希腊私立学校（以希腊语教学为主，区别于以英语授课的国际学校）一年的学费在五六千欧左右，加上平时各种活动和课外课包括生日Party啥的，一个孩子除生活所需之外的开支是六七千欧左右。如果有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的学费可能会减半，也就是两个孩子如果都上私立学校，生活外的开支至少在1万欧以上。所以，作为中产阶级的希腊双职工家庭，基本上勉强能够让两个孩子都上私立，但如果家里只有一个人上班，那这个上班的人基本上就不能有任何失业的风险。我的孩子有一个同学是两孩家庭，母亲没上班，父亲在IT公司工作，基本上九十五（每天九点上班，一天干十个小时，每周工作五天）工作制，这位父亲说他都不敢有任何兴趣爱好。我能理解，他必须要保住他的工作，否则生活会一团糟。

同学生日Party上的热闹气氛，掩盖不了生活中那些苦涩的真实。欧洲统计局（Eurostat）的一组最新数据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希腊中产阶层的这种窘迫感。一项对欧洲国家国民的调查显示，认为负担不起每年一周外出度假费用的被调查希腊人占51%，仅次于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两年多来，在与孩子同学家长们的接触过程中，明显感觉到欧洲统计局的这个调查数据比较符合实际。

父母中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就业的人，根本无法负担得起私立学校的学费，除非家里有个尽管跟十年前比减少了很多，但退休金仍能负担得起一家三代生活费的长辈。不过，我们还是从各种口口相传的渠道得知，有少数送孩子上私立学校的家庭，在学期届满之时仍旧未缴清本学年的学费。

这就是十年希腊债务危机后，窘迫的希腊家庭最真实的一面。它不会像Ermou街那么表面光鲜，也不会像全球媒体上的那些难民报道那样，似乎希腊每寸土地上都拥挤着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我们刚到希腊时，就需要频频跟国内朋友包括父母解释，难民问题只局限在部分岛上和小部分地区，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非常小。而跟我的日常生活关系真正非常大的，是我买的另一套小公寓租期早就过了一年多了，可我还是没办法收回来，因为租户不但赖着不走还不按时交房租。律师都换了3个了，仍旧没有解决。而这样的事情在雅典习以为常。引用做英语教师的雅典朋友的说法就是：“十年债务危机让希腊人丢掉了不少美德。”

作为一个刚刚移居到此的外国人，在希腊的生活真的是五味杂陈。当我面对地中海美妙的景色时，我在想也许我会在此终老。可是当我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时，我又不得不时不时安慰自己和家人说，这只是暂时的。但真的是不是暂时的，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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