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沃尔克：那个曾经改变世界的人

当地时间2019年12月9日上午，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纽约去世，享年92岁。

沃尔克是少见的在财政和货币领域均长期担任过要职的美国官员，参与并见证了20世纪全球货币体系重构的过程。

他是美国1971年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和当今全球浮动汇率体制的主设计师，也是1985年广场会议时美方主要参会官员。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他提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沃尔克规则”。

1979-198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沃尔克用高利率为主的货币紧缩政策遏制高通胀，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长期经济扩张，即大缓和，奠定了基础。他对通胀及其预期的重视、对金融机构在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反思，都对美联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与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丰雄合著的《时运变迁》一书中，沃尔克回顾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到崩溃、从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再到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及拉美债务危机等重大国际金融事件的过程，并揭示了这一系列关键转折点的幕后真相。

12月11日，《时运变迁》一书的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于杰与见闻展开对话，既谈到沃尔克一生中最辉煌和遗憾的经历，也透露了他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向我们展现出一位形象更为丰满、全面的金融巨人。

在于杰看来，沃尔克是一位开拓者，一位智者。他性格倔强，但这与其说是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倒不如说是数十年的职业生涯赋予了他对自己专业能力和选择的信心，因此在很多时候显得有些刚毅。

沃尔克认为美元应当“强势”。但这种强势不是说要一直升值，而是保持稳定，不要突然的大幅升贬。

于杰认为，与后来几任美联储主席相比，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时的货币政策影响是世界性的，不只作用于美国经济，也改变了金融业在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他在1970年代的作为对世界影响更为深远，也更重要，世界经济因此脱离了黄金羁绊。至于为何治理高通胀的故事更令世间津津乐道，一方面是因为相比于拉美债务危机或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美国普通民众对加息更有切身体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1980年代媒体蓬勃发展、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繁荣，留存下更多可供查证、传播的资料。

以下内容为对话纪要文字整理，已经本人审校。

问：您曾经多次拜访过沃尔克，在您眼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答：对他这样一位金融巨人，很难通过几次接触便给出恰当的定义。

根据相关史料和我的拜访经历，基于他对现代世界经济和金融的贡献，我把他看作一个开拓者；再借用基辛格先生的评价，他是一位智者。

直观的印象是，他比较倔强，你很难改变他已有的想法。

第一次拜访时，我带了所有别人写他经历的书，请他签名，但他都没签，他说很多内容并非实情。他只签了《时运变迁》，说“这是一本好书，我记得里面的每一个字”。我当时就书中的一些笔误和不解之处问他，他的确记得很清楚。

他去年出版的回忆录里提到，家庭环境和年轻时的经历塑造了他正直、为公的思想性格，这在他后来的工作中也被认可、称道。

他在担任美联储主席以后的行事风格，也是近来媒体回顾他的文字记录、趣闻，除了性格因素之外，可能更多的来自于1950-70年代的职业经历给予他的信心，使得他后来显得比较刚毅，别人很难改变他，因为他对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政策选择非常有底气。1980年代时，同时代一起工作的很多老人都退出政策舞台，同龄人又没有他这么丰富的经历和政策经验。包括后来在面对总统提出要求时，他坚持自己的看法，也与职业经历赋予的这种信心有关。

我拜访他时有个感觉，他对当下眼见耳闻的重大事件都表现的非常从容，就像经历丰富的智者，对这些事件能够理解、把握，非常超然。他经历丰富，各种职务很多，但他最认同担任公职时为国家、社会服务的经历。他在回忆录里提到，离开公职后，周围的人还是称呼他“主席”。我给他的邮件、同他见面时也是这样。年初拜访他时，我拿着他的回忆录提到这一点，他高兴的乐了。问：沃尔克始终认为，坚挺的货币通常是好事情，是经济活力、实力和竞争力的表现。这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立场非常不一致。沃尔克关于强势美元的信念在今天过时了吗？

答：我相信他们两人讲的不是一个概念。

这里需要先介绍一下背景。1979年沃尔克被卡特选为美联储主席时，美国面临两个重要的经济问题。

一是美国的通胀起来了，此前的决策者一方面非常担心经济形势，但在政策选择上都显得缩手缩脚，不敢像他那样大刀阔斧地采取包括加息在内的强硬措施。

二是美元跌得非常厉害。美国当时的通胀恶化与此有直接关系，因为美元跌了以后，原油和其他与进口相关的产品大幅上涨。

这种情况下，沃尔克加息其实解决了两个问题，通胀和美元疲软。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汇率浮动以后，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走出了一个持续下降的通道。你看汇率走势图，美元对日元其实一直跌到了2012年。1970年代的美国经济确实遇到很多困难，美元下跌给美国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就是后来经常提到的滞涨。美国人战后以来持续乐观的信心突然消失了。

沃尔克在书中，在其他场合也提到，1970年代的油价上涨，美元贬值是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对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来说，货币应该保持强势。

我理解他说的强势不是说货币一定要升值，而是是应该保持稳定，不出现突然的、大幅的升贬。将他说的强势理解为升值是不对的。

在1985年广场会议之前几年，最早认识到美元太强的恰恰是沃尔克。他担心美元的持续大幅升值可能导致美元突然大幅下跌。所以在广场会议召开时，官员中只有他指出美元已经步入下跌通道，联合干预应该使非美元货币“有序”升值，也就是美元“有序”贬值。如果单纯看表面论述，这与沃尔克长期以来对美元或者主导货币应该保持强势的说法相矛盾，但事实上并不矛盾。突然的大升、大贬，会动摇主导货币地位，失去市场信任，该货币最终自然谈不上“强势”货币了。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讲到的“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也是这个意思。

至于特朗普认为美元太强，这是一位非经济官员的个人观感。特朗普更多的是从贸易角度出发，基于同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关系，认为美元应该贬值，对美顺差国货币应该升值，这可以视为一个贸易得失上的考虑，同沃尔克讲的不是一个概念。另外，特朗普在整个19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期间都是坚定的“反日派”，提倡他认同的公平贸易。他当时就认为日元、德国马克这些货币对美元来说太弱了，美元太强了，和他现在的观点一样。

目前的美元和日元、欧元之间，可视为完全的自由浮动，是强是弱由市场决定。美元指数突然过高或者过低，主要因素来自于市场力量，而不是政府干预。另外要看到，现任美联储主席、财长等人，在美元汇率方面的表态都比较谨慎。

对美国来讲，目前美元继续保持沃尔克、罗伯特·鲁宾概念下的强势是合理的。如果继续出现1970年代那种持续贬值的话，对美元、美国来说都是威胁。

对整个世界来说，除非出现一种新的主权货币替代美元，或者跟美元共治国际货币体系，否则美元汇率大幅波动会给整个世界经济和货币体系带来负面冲击，导致全球货币动荡，包括市场投机行为。问：沃尔克和之后的几位美联储主席，包括格林斯、伯南克、耶伦、鲍威尔，他们在货币政策理念/执政作风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答：我理解您说的货币政策理念应该说的是政策目标。从沃尔克开始到现在，美联储的目标和诉求都没有大的变化，就是稳定物价、保证就业。沃尔克时期对世界的影响更大一些，这跟他的经历有关；另外一点是，沃尔克任主席的货币政策，在当时更多的关注了通胀问题，对就业实际上产生了负面影响。

沃尔克和其他主席最大的不同是，他是美联储历任主席里少有的在财政部和联储均有长期工作经历的人。他的前任米勒主席虽然也做过财长和美联储主席（唯一一位担任过这两个职位的官员），但时间很短；后来的盖特纳做过纽约联储主席和财长。即便同米勒比，沃尔克的经历也非常突出，或者说优势非常明显。

沃尔克担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时间较长，而且主导了1971年的黄金-美元脱钩，设计了美国浮动汇率方案，这个经历前任、后任都难以比拟。

1970年代和1980年代是世界经济大的转折期。

为什么这么说？

1970年代，西方国家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希望探索出一个新体系，但磕磕碰碰，无果而终，最后接受了浮动汇率制。那是个非常混沌的时期，也是美国战后比较煎熬的时期。

布雷顿森体系终结，西方国家的货币完全是信用货币了。1980年前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放松资本管制，跨国资本流动增加。沃尔克此间的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将其看作是现代金融业，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的起点。这对美国经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两个重要的10年中，沃尔克大部分时间都在政府任职，他的政策选择影响不仅限于美国国内，而是全球性的，也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所以我说他是一位开创者。

美联储前主席耶伦也曾讲过其货币政策要考虑其他国家的市场反应、政策反应，但我个人认为同沃尔克任时的影响比还是有差距。

1990年代开始，美国货币政策即便关注或影响其他国家，也主要是应对区域性危机，是局部、短期的，如1990年代的拉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伯南克直接印钱的做法，实际上是强化了前述沃尔克开启的美元信用。当然这种做法不是沃尔克愿意看到的。

说到执政风格，同您第一问题里提到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有关。沃尔克本人有坚定的公益心，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所有的政策都会有预期之外的效果，就像打针吃药有副作用一样。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加息，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尤其是后者，他表现的强势、不妥协，被很多美国人推崇，现在很多的纪念文章也主要突出这一点，但当时的负面效果也非常大，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包括加剧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至今美国理论界和商界都对他当时的政策选择存在争议，甚至不乏诟病。在当时的背景下，他面对问题的煎熬别人很难理解，他必须做出选择。以后的金融史专家、经济史专家还会继续就此进行研究。

沃尔克倾向于监管，2008年的“沃尔克规则”可以视为一个代表。也有人据此把他看作有大政府倾向，我认为他更多的是担心悲剧重演，他一直有危机意识。和我见面的时候他曾提到，中国发展形势不错，但是债太多了，如果后续要持续发展、增长，必须把债的问题解决了。问：媒体多关注沃尔克抗击美国高通胀的故事，但《时运变迁》一书中提到沃尔克的另一场重要战役，应对拉美债务危机。您认为他在应对拉美债务危机期间做的最关键的决策是什么？

答：回过头看，1980年的拉美债务危机在他离任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这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处理的。当时和后来的人，对沃尔克有很多批评和指责，沃尔自己也在不同的场合提到过，他连续加息主要是考虑美国国内治理通胀的需求。这种做法肯定有外溢效应，影响到拉美债务国。

另一方面，沃尔克当时在解决债务危机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身份和经历使得他拥有很好的国际声望；另外他对债务危机的理解和把握非常到位。他牵头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来协调处理危机，但效果很难说是理想，原因在于，这不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或一个人能够解决的。拉美政局动荡不定；应当发挥作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对拉美的要求非常苛刻，也不被拉美国家“待见”；美国为主的债权银行又不愿意放弃权益。

这里也介绍一点背景。拉美债务危机更早的缘起，也同沃尔克1970年代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采行浮动汇率有很大关系。当时，中东国家积累了大量美元，这些资金的去处之一就是拉美国家，并给拉美国家带来短期繁荣。但当通过借债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无法持续时，又适逢沃尔克加息，美元随后持续升值，1980年前后资金就涌向美国。这一方面加重了拉美国家美元计价的债务负担，加剧了后来的拉美债务危机；另一方面，美元连续升值，成为后来1985年广场会议的一个诱因。

说到对他的纪念文章，多突出他任职美联储主席期间加息遏制通胀的做法，不乏将这作为沃尔克最突出成绩，原因也不难理解。大部分美国人只关心身边的事情，拉美危机对美国普通民众来说比较外围，远没有加息对自身的影响大；终结布雷顿森体系对美国普通居民来说就离得更远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1980年代开始，媒体越来越发达，加上华尔街迎来一轮新的繁荣，财经信息服务业也逐渐成为一门生意，政策及商业信息越来越多。这是沃尔克治理通胀期间留下大量相关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问：您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细节或感受？

答：是他在遏制通胀那章里讲过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字面意思是“既然问题来了，我们就得努力做点儿什么”。

他有一次问我，你为什么总问我一些过去的事情，为什么对历史那么感兴趣。我就用这句话回答他说，“你的书里提到，当有问题出现，应该有所作为。现在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和货币关系，跟当年的日美有些可比之处。应该让现在的人知道，当年美国和日本在这些方面的一些处理方式。”他当时笑了，说这个倒是有道理，这方面书里记录的蛮详细。

另外一个是，对从1980年代开始到写作《时运变迁》期间，西方国家中流行的“美国在衰落”的观点，沃尔克是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他在书里至少三次提到，“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是很正常的”，他的表述非常平和，但是我比较震撼，因为中国国内通常见到的说法是，美国当时很紧张、美国要打压日本、遏制欧洲等等。这一点我印象蛮深的。问：您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什么时候？

答：今年的1月底，春节前。

去年十月份他的回忆录出版之后，他参加了一个答谢活动，之后便住院了，非常急的病，世界各地的银行家都去纽约看他。我是去日本拜访行天丰雄先生时得知的，一月份去探望他。

老先生当时应该是刚刚回家不久，他站在家门口等我，看上去就比前两年矮了一头，背弓得非常厉害。走路只能一点一点地挪。印象里达利欧先生说采访他是在今年二月份，那时候已经算恢复得不错了。

2016、17年的时候，我曾想请他到中国来。他当时也很想来，但是医生不允许他坐飞机，说他的心脏承受不了长途旅行。他之前来过中国很多次。1990年代朱镕基先生担任副总理兼人民银行行长时候，曾就中国的金融改革听取他的建议。

最后一次见沃尔克，我再次问了石油美元的事。他的语气非常和缓：“美元同黄金脱钩以后没有跟任何东西挂钩。1971年以后，西德和日本一再催促美国、敦促他想办法，再回到固定汇率，继续钉住美元，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回不去了，1973年以后接受浮动。”

沃尔克本人是倾向于固定汇率的，但浮动汇率的草案又是沃尔克设计的，而他又深知浮动汇率的问题。当年浮动汇率积极的倡导者是弗里德曼等人。卢浮宫会议时，沃尔克这些老派的金融专家想建立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可控、可测。不过，在这些人离任以后，特别是沃尔克1987年离任以后，这个时代结束了。现在他离世了，未来的人们还会记起他，他的影响远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