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调取中国各地监控，剪出一部大片，看过的人无不后怕（视频/组图）

影片创作者是中国“最具突破力”的艺术家徐冰，

他惯于颠覆人们对熟悉事物的既定观念， 

代表作《天书》造了4000多个伪汉字，

《凤凰》把破烂的建筑垃圾变成了一只大鸟，

在城市上空翱翔。

今年11月底，一条团队拜访了徐冰工作室，

跟他聊了聊《蜻蜓之眼》背后的故事，

“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摄影棚，

我们每个人每天要被各种摄像头捕捉300次，

很多变化不以我们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让技术为人类服务？”

今日美术馆世界图像：徐冰《蜻蜓之眼》开幕式今年8月开始，《蜻蜓之眼》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三个月。这部电影的素材全部来自各种公开监控摄像头拍下的视频，摄像头分散在全国各地。据统计，中国是世界上视频监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从2015年到2018年，中国的监控摄像头用户从2.1亿增长到3.49亿，每4.1个人里就有一个摄像头覆盖。每个人每天，要被不同的摄像头捕捉300次。

展览期间，电影每天放映三场，观众络绎不绝。

“我们活在了一个最安全的时代，不过未来可能再也没有真正的好人了。”

“震撼、感动、感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生活在别人的监控里，成为别人故事里的主角或配角，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被记录着。”

“监控剪辑的电影，艺术形式大于剧本内容本身，但是个人觉得这个故事最后还是充满哲思的，不虚此行。”

——来自网友留言

“蜻蜓”在寺院里和师父对话

《蜻蜓之眼》讲述的是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主角蜻蜓因为身体多病，17岁被送到寺庙出家，后来因为不喜欢寺庙里市场化的那些改变，她选择离开寺院，下山到人间，在奶牛场找到一份工作。

在奶牛场，她认识了技术员柯凡，柯凡被蜻蜓的朴素纯真打动，爱上了她，一次为蜻蜓打抱不平，他犯事进了监狱。

出狱后，他到处寻找蜻蜓，但是蜻蜓已经从人海中消失。为爱执着的柯凡认定网红潇潇就是改头换面的蜻蜓，但是种种原因，潇潇也失踪了，最终懊悔不已的柯凡决定整容成蜻蜓过去的样子……

《蜻蜓之眼》用到的监控素材，常常在时间线上各有重叠，有如一种“复眼观看”。这也是片名的寓意，蜻蜓是最著名的拥有复眼的昆虫之一，它的每一只复眼由两万到两万八千只小眼组成，可以将周遭环境的每一个细节尽收眼底。

今年11月，我们在北京探访了徐冰的工作室。办公室里陈列着他的代表作《天书》和《英文方块字》的局部，另一栋楼里的创作区跟这里截然相反，墙面、地面四处堆满了不同的材料，可以依稀辨认出作品被生产重组的痕迹，《蜻蜓之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

以下是艺术家徐冰的自述：

最早想用监控摄像头的素材来做一部电影是在201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电视上法制节目里出现了一些监控画面，当时觉得监控画面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要是能把这些剪成一部电影就厉害了。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始终在琢磨这个事儿。很多电影界的朋友都说，你这个想法太异想天开，是不可能实现的，你连一个固定的主角形象都没有，故事不可能往下推进。

我说那我做一个整容的故事算了，主角因为整容不断变脸，就有可能用不同人的脸，构成一个主线的情节。

一开始我先收集素材。那个时候还没有云服务的技术，监控很难找，我就通过一些私下的渠道，保安的朋友、电视台的朋友等等来收集。

第一盘素材到了之后，我迫不及待打开去看。一个熙熙攘攘医院住院部的后门，有一个女的从这儿过来，提了一个饭盒，急忙进医院，一会有一个男的从车里出来了，他们俩在后门交头接耳说了一会话，然后各走各的就分开了。监控视频是只有画面，没有声音的。我就一边看，一边编故事。我发现可以是一个敬老爱幼的故事，或者一个情杀案，有各种可能。从这以后我就坚信只要有足够的监控画面，剪出一部电影是可以成立的。

 素材横跨17年，监控摄像头也能拍“大片” 

《蜻蜓之眼》这个项目其实中间搁置过一两年，因为从私下的渠道获取素材还是太困难。2015年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网络上有大量的监控视频出现，而且是分好类别、实时上传到几个视频网站上的。我们都很兴奋，我在工作室准备了20台电脑，24小时地下载这些实时的画面，生怕错过一个精彩“镜头”。

 工作室日夜不停地下载监控素材

我们一边下载素材，一边做剧本。包括剪辑的时候仍旧在不停地下载，画面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有意思。有些特别有意思的画面，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样能够用在我们的剧情里面，所以剧本就来来回回地改。

《蜻蜓之眼》剧本手稿

全片最早的一帧画面是上世纪的1999年，一条街道上，像井喷一样从井里头喷出水，当时的画面质量很不清楚，但是它很有那个气氛。最后一帧是我们定剪的时候，也就是2016年5月，跨越了总共17年的素材。

最后定剪之前，有些画面是关键的、必须有的，但是没有下载到，我们就有针对性地去找。

比如需要一个在山路上、下雨时有汽车开过的画面，我们就先查天气预报，南方某山区要下雨了，我们就锁定那一片的摄像头。第二天早上再来看，是不是下雨了？是不是有车开过？就这样找到了我们需要的画面。

监控画面的构图往往非常奇特，因为摄像头的角度安排，不是从艺术出发的，而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希望囊括更多的信息和范围。所以拍下来的画面常常是超出我们惯常对摄影构图的认知范畴的。

我们想让这个片子像大片，它得有可看性，所以往里插入了很多天灾人祸的画面。这些画面真的很精彩，不是纪录片或者一般的故事电影所能够获取的，是只有监控在长期的等待下才可以获得的瞬间。

一开始我们是想用这样天灾人祸的情景来铺垫和配合剧情推进，渲染人物的情绪。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情节上并不能完全直接地对应。出现的另外一个效果是，等于把两个主角非常古典的、私密的个人情感，放在今天这样一个杂乱的、无奇不有的、不可控的世界语境中。

在这种衬托之下，我们会感到，人类实在是太微小、太脆弱，太容易受到伤害。

徐冰和主创翟永明、马修讨论剧本

 我们获得了上帝视角 

监控画面其实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很没意思的，100个小时可能什么都不发生，但是下一个瞬间就发生超出我们认知范畴的非常疯狂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团队工作了几个月以后，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出门比以前都更加小心。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可能我们下一条街就会有谋杀。

我们线性的眼睛变成网状的眼睛，同时能够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事情，所以起名《蜻蜓之眼》，是想把我们工作室的这种体会通过电影传达出来。

有些画面，真的是只有监控摄像头才能够这么冷静和客观地记录下来。比如有两个老人，从一个屋子里头被推出来，屋子里伸出一条扫帚在打这两个老人。

再比如说柯凡出狱以后看到的社会现实，一个男的劫持了一个孩子，然后拿着一把刀，抓住孩子，在那里晃来晃去，对面只有一个女的，可能是孩子的母亲，在那恳求。

我们下载了这么多监控画面，里面有一些画面残忍到我们不忍心去使用，一个活人怎么被弄死，比好莱坞那种一枪过去、到处都是番茄酱的画面要残忍不知道多少倍。

我们的项目进展到中间的时候，贾樟柯来看过，他觉得非常震动。他说好像过去他们拍的东西都有点变得没有意义了。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对《蜻蜓之眼》这样的影片那么有兴趣，因为他也一直在追求客观、真实、没有任何主观判断的一种视角。

监控画面可能是最接近这样一种视角的。可以说所有的剧情电影都是演出来的，纪录片其实也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但是监控拍下来的画面没有任何作假成分，全部都是真实发生的。

 挨个找到监控画面里的真人，确认肖像权 

我们使用这些监控素材涉及到一个肖像权、隐私权的问题。电影制作完成之后，我们非常认真地咨询了律师，用一种很传统的方式去挨个寻访视频中出现的那些人。

电影中出现的绝大部分近景、中景的人物，我们都获得了他们肖像权的认可，这个过程也被拍下来成为一个纪录片。

怎么找到这些人，也是根据监控素材本身提供的信息。在监控画面的左上角有一个卫星定位，可以看到素材拍摄地位于哪个国家、哪座城市、哪条街道。

有的时候这些信息不准确，我们就根据画面出现的物件，比如一包土特产，查这个产品是哪个地区生产的，销往哪个地区，或者根据里面说话人的口音等等，来锁定他的位置。

我们找到的第一个人是“小王”，就是片中柯凡出狱后去见的第一个人。真实世界的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电脑维修店，自己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我们找到他时，他觉得非常有意思，没想到自己随意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导致了命运的改变，他说，“要是我没安这个东西，你们怎么可能从北京找到我这儿来？”

网红“潇潇”，是我们这里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用了她的直播镜头做剧情的铺垫。我们特别慎重地跟她接触，很怕她拒绝我们。请90后艺术家葛宇路直接去和潇潇对接，把这一整段都给她看，最后也就同意了。

有一段画面是两个“警察”在交谈，我们用了好几次。这两个“警察”其实不是真的警察，他们是超市的保安，但是画面中完全看不出。我们找过去的时候，这两个人已经回乡了。我们又找到了他的家乡。他又帮助我们找到了片中出现的另外一个人。

我们去走访这些人的时候，因为工作室的电脑还在实时下载这些摄像头拍到的画面，工作室里的同事们看到我们走访组的同事也出现在了监控画面里。这样一来，有一种时空内外的穿梭感，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观众在展览上通过电脑看到馆内实时监控画面

 后“楚门的世界”：

 99.9%的素材都是民间自己上传的 

在做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保留了监控画面原本16：9的比例，也保留了素材上面的时间码，以及它本身带有的各种各样的标识，网站或者台标等等信息。这样一来，它就形成了很复杂的一个时间线，从而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什么是真实，以及真实和虚假的关系。

今天，监控摄像头无处不在，就像《楚门的世界》。主人公生活在一座人为制造的城市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实际上在跟踪和记录他从小长到大的过程，被记录的人毫无意识，观看的人心里全都清楚。

但实际上今天的监控时代，其实已经扩展出太多的范畴了，不再局限在这种传统意识形态对“监控”的认知上。我们的影片所使用的素材，99.9%全都是民间自己上传的，或者是公司自己上传的。很多摄像头是被拍的人自己安装的，画面是他们自己主动要“被拍”的。

其实四年来，在我们整个的工作过程中，监控技术一直在变化，最困难的事情是判断什么素材属于监控画面。

比如说15年下半年，行车记录仪就特别广泛，美国警察随身也带着类似的记录仪，运动员身上带着Go Pro相机，随时拍摄，这和我们旧的监控概念就不一样了。

又过了一年左右，网红直播变得特别的繁荣。在我们制作的后期阶段，网红居然成了一个产业了。那么网红直播的画面可以作为监控画面，在我们的影片中使用吗？

我们经过大量的争论，最后界定的是，我们使用的所有画面，都不是为我们的电影而拍摄的。

一条公司楼下随处可见的监控系统

移动影像被人类发明以后到今天，很大一部分趋向成为表演。现在，我们进入了人脸识别、动作识别的时代，那么影像捕捉到的和我们真人看到的，之间的距离到底在哪？屏幕上的和实际真实存在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影片里面，有一段故事是柯凡进了监狱，但是监狱的监控画面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我们才明白，监狱的画面都是由政府或者公安机构掌握的，不可能流传到民间。除非新闻直播或者法制节目里面，经过授权可以使用个别画面，但是少之又少。

所以这一段情节，我们就黑屏，然后出字幕“三年后”，这样给取代了。最后发现这样处理反而帮我们深化了主题。人们会觉得监狱本来应该是监控画面最多的地方，可是却完全没有，反而在监狱之外，有这么多监控画面。

今天的世界确实像一个越来越大的摄影棚，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建造的。技术都是双刃剑，就看我们人类怎么去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