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导致香港和智利动荡加剧

随着动荡的加剧，中国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受到了显而易见的冲击，《澳大利亚人报》商业专栏作者Robert Gottliebsen透过香港经济遭遇的损失，分析了多年来因不当政策而形成的收入、房价的贫富鸿沟，对于香港、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造成的影响。

Gottliebsen表示，澳大利亚目前正在经历来自香港“出逃”的第一阶段：资本外流。瑞信（Credit Suisse）将香港资本外流同悉尼和墨尔本近期房价的急剧上涨进行了关联。

与此同时，事实证明很多资金是通过中国内地居民流转的，这凸显了香港居民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中国干预并导致人口大量外流，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将得到凸显。

如果香港经济发生崩溃，对新加坡的影响将更大。目前，大型跨国公司的香港执行高管被告知要在家办公。这种局面不可持续，很多人将转移到新加坡。

Gottliebsen写道：“香港动荡背后隐藏的故事是贫富鸿沟”。事实上，除了香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法国、智利以及澳大利亚在一定程度也受到了这一因素的影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香港的货币外流通过推高住房价格（特别是悉尼和墨尔本的部分地区），进一步助长了澳大利亚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

日益扩大的住房鸿沟

在香港，拥有住房者与没有住房者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是香港问题的重要内在因素。

在香港，由于房价太高的因素（在香港拥有住房的人，简直无法相信澳大利亚房价如此便宜），想要买得起一套住房，不是能赚大钱，就是得有一个富爸爸。

要想赚大钱，接受顶级的教育是基础条件。然而，香港私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标准与整个教育系统提供的教育标准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无力承担私立教育的家长不得不让他们的孩子接受二等教育。除非孩子自身非常聪明，否则他们只能从事低薪工作，生活水平也相对较低。

不幸的是，香港的繁荣并没有惠及低薪工作的人，而正是这些人在早期的大规模街头示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Gottliebsen表示，最近香港政府试图通过释放土地和其他措施来缓解局势，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太少也太迟了。

随着动荡蔓延到大学，富裕家庭的孩子们似乎正受到了影响。那些卷入动荡的孩子父母变得惊慌失措，开始着手安排出国计划。其中很多家长首选新加坡、加拿大或澳大利亚。

同时，香港的动荡也让中国的民族主义得到提升。受此影响，中国也开始强调收入分配问题的紧迫性。

在美国，中小企业的刺激措施开始奏效，收入水平上升。但是这一过程花费了很长时间。

当前，民主党提名领先者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主张将财富从华尔街分配给普通百姓。这一主张也推动其支持率的上升。与此同时，推动美国平均收入的增长也是总统特朗普的主要连任立场。

智利骚乱

Gottliebsen注意到，尽管目前澳大利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香港，但是智利因收入分配不均引起的骚乱规模也同样很大。

上周，智利的货币跌至历史低点，成千上万的反政府示威游行者走上街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再一次，有关收入分配不均的骚乱在智利上演。

智利民众在首都圣地亚哥设置路障

智利曾经是南美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在必和必拓、力拓和大型铜矿的带动下，智利吸引了大量西方投资。

在澳大利亚，“公平”曾是反对党工党肖顿（Shorten）竞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原本可以赢得大选，但是疯狂的退休税务改革，以及在Adani煤矿上模棱两可的态度导致了他的最终失利。

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在刺激中小型企业方面还没有效仿美国的举措，因此工资增长缓慢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在澳大利亚，我们看到了一些抗议活动，尽管规模并没有智利、法国和中国香港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