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加速回归】台湾未来和习近平“第五个现代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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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西化”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西方化也不代表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鸦片战争后，最重要的时代命题只有两个，一是“什么是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清政府洋务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五四运动衍生出来的极端西化派，原教旨与本土化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纳粹主义，在中国接连“各领风骚”、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
中共，作为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在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年之时，有且只有一个议题：过去一百年这个政党的工作是否与其建党“初心”一致？他会交上怎样一份成绩单？这是习近平作为这个红色政权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中共语境下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对台湾社会而言一向陌生，但当中所体现的政治涵义，却深刻地影响着两岸关系和台湾前景走向。《多维TW》专访对于中共和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研究的台湾佛光大学名誉教授姜新立，解读世界变局之中的习近平下一步，以及对于台湾的意义。

台湾学者姜新立认为，毛邓习是新中国最为重要的三位领导人，当属于下层建筑的“四个现代化”完善之后，习近平更有条件推动属于上层建筑的“第五个现代化”。（Reuters）

记者：今（2019）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也即将是中共建党100周年，在“第一个100年”前夕，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进程提出总结、对治理体系的推进提出前景式的讨论，在这个时间点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习近平的政治底色、判断和目标，在其中又扮演什么角色？

姜新立：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共在改革开放40年所做的事情，最重要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共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什么样的位阶？无论任何生产方式，基本上属于两大层次：下层建筑、上层建筑。下层建筑属于经济层面，经济包括什么工业发展、农业发展、军事国防，还有科技。这样看四个现代化，基本上还是属于器物层次的现代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下层建筑基础的巩固。

中共建国70周年，其四个现代化基本已经完成、稳固，下一步就是第五个，可以将之视为“政治现代化”。前一个阶段大陆用语叫做“政治改革”，北京为了让西方观察家对于中国研究不要产生太主观的、以西方意识为主的判断和认识，换了一个说法叫做“政治治理”。

习近平已经进入第二任，政治权力是稳固的，虽然还需要面对一大批内部难关，但是从整个中国大陆来看的话，反对力量无法成气候。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他才能够考虑在第二任进行难度甚高的第五个现代化的完成与实践问题。所以他的角色非常重要，他有主动权，也有这方面的能力。

习近平的个人特质要和毛、邓相比，他们是中共建国70周年，乃至于中共建党近100年来最重要的三个人。特质绝对和时空环境有关，毛的特质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和国民党进行28年的缠斗，最后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他在接下来的任内仍然是以开国之君的角色向前发展。

邓小平处的时空环境，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陷于一穷二白，在可能亡党、亡国的前提之下，把一个已经几乎崩解的中国重新拉回来。那时候时空要求的不是政治现代化，而是中国由贫而富的过程，绝对不和西方霸权主义者争论与争霸，所以他提出“韬光养晦”。

习近平接班，经过了江泽民和胡锦涛，国力的发展到今天，而且完全是起飞。习近平告诉中共党员，这叫做“新时代”，新时代不是仅指今天全世界已经进入后冷战时代的新时代，也是中共自己所认定，今天世界的变局，由于中国崛起冲击全世界的政治国际秩序，尤其面对西方霸权、美帝国主义或者“一超多极”这样的架构。

姜新立指出，现代化不一定就等于西方化，“第五个现代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政治现代化。（廖士锋／多维新闻）

记者：而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之前，中共强调的是“四个现代化”，而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成果，能不能看做是第五个现代化的基础？中共以顶层设计的规格强调“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化”进程面临了什么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姜新立：四个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下层建筑、四个现代化完成之后，再把正在推进的政治治理能力、属于上层建筑的实践加在一起，我称为“完型生产方式”，也是邓小平和习近平所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真正实现。正式出现可能在2035到2050年，也就是第二个100年，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什么？已经不只是大国，而是社会主义强国。

这样的发展实力，在西方人和美国看来，心里的感受第一个是不安，第二是焦虑，第三是威胁，第四是挑战，第五是要想办法应对。对台湾来说是同样的心理和要面对的问题，为什么出现这样复杂的心理状态情绪？因为西方300年来的发展，以欧美为世界中心，也就是依赖理论所讲的“核心国”建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人类19世纪之后首次出现的世界体系新形态。不管是过去的英国、荷兰，或是今天的美国也好，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固守和发展，采取的信念是要让这个世界体系一直下去，台湾就在这个体系之内。所以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1989年之后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历史终结就是历史发展到此为止，不能再前进，人类就是这样，这是最完美的。

没想到中国崛起之后，出现一个正在塑造世界新秩序，把东方文明跟西方文明加在一起，产生了辩证统一的新模式，慢慢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体系，现在已经看到影子，就是“一带一路”。美国慌是慌在这里，因此要赶快遏制、围堵中国，不这样的话，新的世界体系会取代旧的世界体系。“修昔底得陷阱” （Thucydides’s Trap）也是美国为巩固霸权地位，并警告中美终须一战以迫使中国屈服的政治言说。这就是孔恩（Thomas Kuhn）所说的“典范转移”，套一句中共以及习近平的语言，就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共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外部和西方。因为西方人认为“现代化”的名词和内涵，都是他们的东西，要发展就是按照西方这面镜子，不能有任何变异，中国大陆要不要跟着西方走？中国大陆说不要，就被西方认定为不要谈现代化、或是假的现代化。然而，现代化应该具有中性的内涵，马克思说的“发展生产力”，这就是现代化，而不是西化。西方的现代化也是在发展生产力，但是不一定要非西化不可才叫发展生产力。

把现代化当成西化甚至普世价值是不对的，西方学者已经逐渐因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而改变现代化的概念和价值标准，福山就是一例。中国大陆的市场经济和政治稳定，挑战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加自由民主合二为一的那种神圣性。中国治理模式发展道路出现，同时挑战了西方认为东西方政治治理方式相互对立的说法，东方文化之中的集体主义，和西方文化之中的个体主义是可以互相结合的。中西在意识形态及价值观要异中求同，中共有关政治治理能力的提升与重整，宜由“中国模式”中析出政治治理与治理能力的内涵，如此，“第五个现代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政治现代化。

记者：中共在此时此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总结式的讨论，背后是否体现了中西之间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根本差异？是否意味着中共透过脚步的重整，试图去应对中西文明之争的态势？过去西方民主的两大内涵：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当下走向了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和资本主义面临到的结构性困局有什么内在关连性？

姜新立：我称中国崛起之后叫“后社会主义中国”，其所走出来的道路、建构的模式，都在挑战和冲击西方发展模式。从意识形态、价值观来看，东西文明基本上是对立的，但所有的西方学者，除了黑格尔（G. W. F. Hegel）之外，没有人看到东西方的文明虽然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但也有用矛盾对立到辩证统一的另外一面。这涉及到中西文明代表性的政治社会学语言，就是西方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东方的儒家文化、儒家伦理、集体主义价值和民族作为核心问题。

资本主义中期之后在西方出现新的形态，叫做经济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以欧洲为中心，经过殖民主义、殖民地化向全世界扩张，最后出现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保守主义政治在民主国家回潮，姜新立认为这是西方世界对于“反西方”兴起的必然反应。（VCG）

不管是半中心、半边陲，或边陲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从心理上到实际上，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承受到的都是西方强大力量压制，立刻会产生心理上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民主政治、反自由主义、反压迫，以及主张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可以总结为“反潮流”。但只要西方世界看到反潮流、反西方出现，首先就会把原来所维持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倾向于拉回到保守政治、保守主义的界限里面。

经济帝国主义出现之后，已经没有再谈关于理性主义问题。剥削人家叫经济理性吗？经济共享才是经济理性。换句话说，关于政治上的理性主义消失掉了，自由主义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是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来进行民粹主义的政治行动。包括今天香港反修例在内，统统都是一样的，发展成非理性主义的政治民主，和非约翰·密尔（John Mill）所说的真正自由主义的这种民粹在作祟。

记者：无论是文明之争还是体制之争，台湾一直夹处在中西碰撞的前沿，在很大程度上是跟着西方世界的眼光在看待自己、看待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共正在构建的理论和制度体系，对上了仍然强势的西方体系，台湾在中西和新旧之间该如何认知自身的定位？又该如何看待台湾未来的发展走向？

姜新立：习近平要在没有任期之内的这个任期有所实践，要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一个问题加以解决，那就是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从辩证唯物论、从否定面来看问题，不是从肯定面，事物的发展，一切都是有肯定进入到否定，然后由否定再进入否定的否定。

台湾目前定位完全倒在西方，包括蔡英文所说的，台湾愿意站在西方阵营，作围堵、遏制中国的最前线，换句话说，“我就是西方”。台湾的政治发展、政治治理也完全是西方化，无视于中国大陆崛起之后新形态的政治治理、政治发展，到此刻为止还站在西方阵营这条战线上继续反中、抗中乃至于去中。美国民主理论大师达尔（Robert Dahl）讲民主必然是多元主义政治，因此纯粹认为西方民主就是唯一的一元论、最好的政治，这已经违反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的这一认知了。

台湾必须要进一步把自己的定位，至少从亲美媚日、依靠西方做调整，基本的调整大概是“友中”和“亲美”并排。换句话说，两边都站在中间，“以大事小以仁、以小是大以智”，要有这个政治智慧调整定位。我不认为今天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会再继续下去个一两百年。如果21世纪是中国人世纪，而且扎扎实实成为黑格尔所说社会“实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是在被解构、解体之中，如果是这样，台湾还继续紧抱着正在被解体、被解构的那方，请问还有未来吗？

台湾除了必须要有自主性、要立足于台湾，真正重要的是面对大陆，要胸怀中华民族，正视“中国崛起”这四个字。我认为两岸根本上就是命运共同体，只有和平发展、相互包容、相互融合，台湾脱离西方中心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掌控之后，才会有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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