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政治”边界：为什么反修例评价两极？（图）

近二三十年来，很多人的直观感受是，香港社会越来越泛政治化，街头政治运动层出不穷--任何社会问题都可能在最后被上升到政治层面，诱发一系列事件，打破本就危机四伏的香港社会。从“六四”到“七一”、从占中到反二十三条、从抵制德育科到这次反修例，香港可以说已经从国际金融中心，慢慢滑落泥潭之中。

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趋势可能会长久秩序下去。

香港故事的发生有其自有的逻辑，概括说来，第一是基本条件：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尤其是经济矛盾，包括住房、就业等等。第二是思想准备：香港回归以后内心彷徨的港人在寻找后殖民地时代的自我身份定位，像陈云的“香港城邦论”、专上高校的自决理论等开始植入港人年青一代的头脑中，埋下了今天街头抗争运动的种子。第三是导火索：《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个结果是，旧社会秩序的危机通常是在它改变开始出现时突然降临并失控的，对于香港来说，同样也是这样的逻辑--“一国两制”在改造香港社会的旧秩序时遭遇了困境，而一旦出现某一导火索，冲突于是很容易爆发。引渡条例姑且不说，2016年农历春节的旺角骚乱不就是肇端于无证摊贩与食环署的执法冲突吗？

当然，除这些内生因素外，我们一要近看香港特殊的国际化社会背景，社会高度开放、人口高速流动、各种势力和思潮碰撞；二要看全球背景，西方世界曾经将20世纪世界各地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形容为“民主化浪潮”，当然这在今天看来，其中发生在20世纪80、90年代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自我标榜和平非暴力的的颜色革命是有争议的，但是西方政治学者的描述大概反映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暴力革命逐渐被抛弃的当下，非暴力的街头政治运动的确成为冲击既有政治统治秩序、迫使当局进行调整改变的唯一形式。

但是，这里也有几个问题--事实上这也是香港街头运动即反修例运动很难说成功，甚至遭道不少人反感的原因，

1、街头政治有没有行为边界？

针对街头政治，百度百科有这样一段描述：“街头政治”（politics in the streets）指的是有组织的街头运动。由于暴力冲突容易引发警力迅速处置，“街头政治”往往采取相对和平的静坐、示威和游行等。“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了获取舆论的理解和关注，组织者往往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以“弱者”形象博取同情和支持。

也就说，街头政治之所以自今天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接受程度这么高，是因为它抛弃了暴力革命的逻辑，拒绝了一种极端的恐怖行径和社会破坏。因为法国大革命等历史告诫人们，通过革命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对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成本太高，当权衡再三，革命并不一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正是为了争取大多数的支持，颜色革命形式的理论大师吉恩·夏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创始人）才可以设置出一整套理论框架。而另一位代表人物罗伯特 L. 赫尔维（Robert L. Helvey）在《论战性非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中也在可以根据“实战”提示了一场街头非暴力政治运动的成功所必须具有的各种要件：运动的时机、敌我实力的判断、双方的底线、策略性的见好就收和长远目标的坚持，如何更好地利用各种支援，以及如何避免内部分裂……归根结底，这是个技术活儿。

2、街头政治诉求的正义性评价：

上面的讨论也许更像是策略和技巧上，它们很重要，但是并不能完全决定运动的成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民心所向”。

从某种意义上，街头运动通常组织的严密性并不足够，大家通常都是抱持一个模糊的所谓共同目标，甚至“目标”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是被一种情绪所感染。

于是，问题出来了！谁能保证这些目标具有完全的正当性，谁又能保证情绪感染不会挣脱社会理性力量的束缚？

街头政治运动的正当性建立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基础上。比如，对于所有参与者和非参与者来说都是自愿的，每个人应有“表达”和拒绝“表达”的自由；利益诉求不应该损害公共利益，不能以牺牲公共利益和他人正当利益为前提；符合一般的基本法治和道德准则。

在一个民主社会，利益多元，社会阶层分化，如果能够寻找到一种正当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会减少很多矛盾积累，但是由于体制机制性的傲慢、体制性的僵化都可能影响它自我调适的弹性。这也是当人们谈反修例运动时并不是这场运动本身，而是香港深层矛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