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条例背后 解码北京治港的底线与弹性（图）

当地时间9月4日18时左右，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正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并提出四项行动，希望推动社会和解。虽然林郑撤回修例被视为释放善意的举动，但也有反对派人士表示将继续坚持示威，以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而一些建制派议员也认为林郑在这一时间节点提出撤回修例并不合适。对此，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在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指出，虽然林郑在这一时间提出撤回修例令外界感到一些不解，但事实上，特区政府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在做出退让的同时，使一些反对派真正的政治图谋得以显现。

修例所引来的反对声浪令香港社会陷入一度混乱。（新华社）

记者：林郑在9月5日正式宣布撤回修例，可以说是意料之外。因为就在林郑宣布撤回的前一天，港澳办记者会还直言五大诉求是政治要挟。你怎么看林郑这次的撤回之举？

李晓兵：修例本身对于标准的把握总体上是很宽松的，并没有出台恶法，并没有出台恶法，充分尊重民意，把一些合理的意见包括商界的一些诉求，站在商界立场上所提出这样的意见吸纳进来了，这让修例本身从立法角度上说这个是能站得住脚的。

后来问题是超出了修例本身，所以现在再回到撤回这条道路上来，实际上只是对特区政府在过去三次暂缓、停止、永远不再启动的几次表态的一个正式的法律确认，只是有这样一个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区政府实际上是有退让的表示。但是这样的退让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

不过由于她的退让使得在反对力量的逼迫下被动摇了基础，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一个政治事件，而遭到巨大的社会阻力，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所谓的诉求，拿社会运动，特别是暴力活动作为要挟，把社会，特别是年轻人裹胁进来，然后去满足一些人的政治目的和实现政治目标，这样的做法对于特区的管制来说不是好的一个例证，会开一个不好的头。

记者：但不得不承认，经过这一次的风波，特区政府的管制能力和权威面临着极大挑战。但与此同时，在“一国两制”之下，治港又必须要依靠这支管治团队。

李晓兵：香港特首和她的管治团队是北京在香港所依靠的基本管治力量，在这样一个剧烈的社会冲突过程中，必须要提升管治能力，否则的话，这么大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必须要面对国际上各种各样外部的因素的影响。也必须要服务于国家的发展作为大局，也就是融入国家发展。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必须要兼顾这两种节奏才行。如果香港没有这样一种准备，只能说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过于肤浅了，过于简单了，过于幼稚了，只是设想按照《基本法》办事。另外还有按照香港本地立法办事，香港本地的立法也给特区政府进行管治提供了很多的“工具”，“工具箱”里有很多的工具，要去用，紧急状态的条例，这不就是一个可以来恢复秩序的法律依据吗？

不能因为香港社会一有反对声音就赶快往回撤。警察执法也是这样的，一说警察滥用暴力了，实际上香港警察是全世界最文明的警察、纪律最严谨的警察，也是最可爱的警察，结果呢？被暴力分子认为是最可恶的警察、最残忍的警察。无论反对者怎么说，都不能影响管治团队的意志和行为。

情绪化方面，作为管治团队的首要负责人，特首要过这一关。情绪化我也可以理解，因为要面对内外交困的压力，很多都投射在特首一个人身上，总的来说应该估计不足、准备不足的，特别是心理上这样一些预期跟现实落差、反差太大。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反对力量，特别是激进的政治势力，就是希望能达到三个效果，一个就是，瓦解港府的管治意志；再个是削弱港府的管治能力；减损港府的管治效果。所以让香港的社会秩序陷入到一种无序，甚至是无政府的状态，最好政府不要管，也没有能力管，正好是激进的反对力量让特区管治团队出现群龙无首，一筹莫展的局面，这就是希望达到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内外交困，作为特首，特别作为女特首，对她个人的情绪构成极大的困扰也可以理解。

记者：林郑这次提出了四个行动，可能是有一些关于整个社会改革的措施，她希望能够化解这些矛盾，你认为她提出者四点能否真正意义上解决整个香港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

李晓兵：她第一个是撤回，第二个是更新监警会的成员，第三个要走向社区，第四个是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学者对深层次问题进行探讨，向政府提建议。

我觉得最后两个思路还是比较宽的，虽然比较柔，比较软，不像对方提出来的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那么硬，但是提供了很大的可操作空间，像政治领袖还有学者、社会各界人士，大家可以把很多东西，以他们的口，从他们的角度提出来，特区政府就可以根据实质情况进行判断，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要好，这是给了特区政府一定的政治空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意味着特区政府主动权的丧失，独立调查委员会实际上等于拱手让人，港府自己又有资源，又有人力，又有北京的支持，又有专家学者在身边，稍微努努力，统统都可以获得这些。非得要通过所谓的“独立”，根本不可能存在"独立"的机构来表达他们的诉求，而且一旦真的成立之后，独立调查委员会说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没有任何主动权。

而且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实际上独立调查委员会也非常难，等于是于虎谋皮，港府自己有这么多的资源和渠道和力量，都完不成，怎么可能把香港这样一个局势的判断交给一个新成立的，本身公信力都有待考察和置疑的所谓的独立机构呢？但是面向广大的社会领袖，专家也好，学者也好还有其他的社会人士，实际上就是特区政府的视野就打开了，还有商界的意见，有民间社团的意见，有建制派的意见，温和的反对力量的理性意见也可以采纳，实际上特区政府可以做很多的大文章。

特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特别第四个，要增强政策的论述能力和说服能力，有时候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真正能够论述得好和产生有说服力的效果才行。否则的话论述漏洞百出。反对派的论述能力非常强，港府才刚刚做出一个表述，有很多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的各种评论、说法都已经出台了。反对力量有一个逆势而胜这样的决心，和挑战政府管治能力的决心和能力，特区政府应该也要历练出一种，虽然现在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也要有这样一种逆势而为，同时实现控局的能力，也就是管治能力。特区政府现在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欠缺，如果能通过第四个途径来实现这样的整合和重塑的话，我觉得实际上是找到恢复香港特区秩序的一个更宽的道路和路径。

记者：前面有讲到林郑可能会和社会各界，尤其是一些社会领袖，包括领袖工商业方面的人做交流、沟通。其实前两天港澳办的记者会也提到可能会有和香港各界的一个沟通，当中明显能感觉到对于整个香港商界的喊话意味，或者说是要求。您怎么看商界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现在看来商界还是存在一定的摇摆性。

李晓兵：商界跟其他的社会各界还不一样，商界是实力派。对于有实力的群体就要动之以利，但是这个方面特区政府一定要跟北京密切配合，对于商界纯粹的私利，必要的时候予以挤压，不是排除，而是要予以挤压。对于商界可以和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进行对接的,要设法进行支持和满足，所以希望商界能够从大的格局和胸怀，特别像老一代的这些商业领袖在回归之前，包括回归之初他们曾经在80、90年代内地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慷慨解囊，投身到这种香港和内地的合作和一些扶助的事业里面来。

商界在今天，特别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转换的时候，恐怕要重新鉴定自己的位置，包括历史定位要考虑考虑了，如果商界在这样一个事关香港特区前途的社会动荡之际，商界不能够有所作为，为香港的止暴制乱恢复社会秩序做出贡献的话，它一世的英明可能毁于一旦。因为北京已经表态了，香港是“一国两制”最严峻的时刻，特首自己也多次表态。已经出现了大家要搞废香港这样一种歧途的情况下，作为商界难道不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吗？香港就要被激进的政治力量毁掉了，商界的既得利益难道就能保留吗？即便把资本转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恐怕都不是最优的选择，商界本身也有这样一种公共责任，特别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商界更要挺身而出，这时商界一些是非观实际上对社会能够起到引领作用的，否则最后整个玉石俱焚，自毁前程。

记者：前面讲到港澳办的记者会，发言人还谈到香港的普选问题。虽然此前召开的记者会也有被问到普选问题，但这一次更为完整、全面的表述，可以说标志着普选重新回到了北京治港话语体系。对此你怎么看？

李晓兵：北京在解决很多重大问题的时候，一般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是决策和出发点一定要摆正，在这个基础上来寻找合理的、有效的、适当的解决办法，把握基本的原则，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不去做出简单的妥协和让步，这个过程更是展示北京对于这些问题判断的理性和正当性的过程，同时也是说服社会各界形成新的政治共识的过程。

所以像“831”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可能做出改变，因为“831”决定本身就是经过了反复的讨论、酝酿、选择，还要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基本法》的规定里面就有推选委员会，《基本法》规定了循序渐进原则，还有特区的实际情况，这些都是基本法的规定。

“831”决定本身还兼顾了特区和北京，因为是选举特首，特首是双重负责的，一个要向特区负责，一个要向北京负责，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认识到特首的角色决定了北京在特首选拔问题上，一定要有它的位置。

所以重启政改成为五大诉求之一，实际上也暴露了这次修例风波的真实目的，真实目的恐怕就是要把民意引向这个方向。这也是我对林郑把修例本身撤回，感到有所不解的原因之一。因为把这个撤回之后，等于把一个防御主阵地给拿掉了，实际上看上没有了角逐的对象了，没有争夺的对象，但实际上最后这样一个更大的争议一下子暴露出来了，更大的战略目标一下子暴露出来了，而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争夺恐怕更加惨烈、更加残酷。

此外，特首撤回修例本身是否真正能够达到整合建制派内部的意见？她前两个举措我觉得会让建制派内部协调也会增加一点难度。

记者：建制派也有一些批评，觉得这个时间提出撤回已经是不合适的了。

李晓兵：因为港府在这个问题的回撤，不仅把北京给暴露出来了，还把其他跟港府一起来进行防御，进行努力这些力量给暴露出来了，正面你的压力很大，感觉有点顶不住，以退为进也好，或者综合考量也好。但是这样一个举措必须要协调好，协调好中央的立场，还要协调好建制派内部的立场，像踢足球也好，像“打仗”一样，主阵力后撤，主防力阵地后撤一定要把这些力量保存好，否则的话等于是把其他的政治力量暴露在反对派的火力之下，这个是很麻烦的。

记者：所以你觉得接下来会怎么发展？短时间内彻底平息混乱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晓兵：这只是一种尝试，特首和她的管治团队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重整旗鼓的想法，这样一种举措，也是重新鼓起要坚定她的管治意志，重整队伍，重整队形，动员力量这样一个过程。我想能够做出这样一个权衡和选择，说明特首和管治团队在做努力和尝试，而且也展示她解决问题的这种诚意，在大家都认为不应该退让的方面，也做出了退让，当然这也是给反对派，让他们没有直接的攻击目标，所以让反对派的一些政治图谋也能充分的暴露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