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暴徒”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图）

最近两个多月时间里，发生在香港的一切，好比一根缓慢扎进心里的刺，随着时间的累积，越扎越深。到如今，眼见香港越来越陷入到暴力化的泥沼中，近乎战场，已经不忍心再去看直播，看视频，甚或是一张扑面而来的现场图，都很轻易将所有的记忆调动起来，打破好不容易暂时恢复平静的心。

围绕这次风波跟香港政界、学界和青年人聊过不少，也去过一些现场。不得不承认，“现场”提供的各种暗示和明示，的确很容易将人代入一种不自觉的情境中去。于是，为了解开“走上街头的年轻人究竟是怎么想的”这个谜题，前些天重新看了一遍勒庞的《乌合之众》，希望在喊打喊杀的聒噪声中，能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首先，别再争论这些走上街头的核心人群究竟是相对的“贫困阶层”还是中产阶级了。

按照勒庞的说法，“无论组成群体的个人是谁，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性格或智力有多么相同或不同，既然他们已经变成一个群体，就会受群体心理的支配。因此他们的感觉、思维和行动的方式就明显不同于每个人独处的时候。”

香港反修例运动中的“群体心理”是什么，答案就在那句颇具煽动性的“反送中”口号里。这句口号的杀伤力就在于，其瞬间将修订《逃犯条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抹杀掉的同时，也将港人积压在心里的对于内地的反感甚至恐惧充分调动起来。基于此，不管什么身份和阶层的港人，都有了“统一”且看似崇高的目标，个人的智力及其个性都被削弱，差异性被同一性盖过，无意识占了上风。

其次，别再寄希望于街头暴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消解了。

按照勒庞的说法，“群体情绪，尤其是异质群体的情绪，会由于缺乏责任感而变得非常强烈。由于不会受到惩罚，因为群体成员越多，越不会受到惩罚，所以加上自以为人多势众，力量暂时猛增，有些情绪和行为便在群体里表现出来。独立的个人则不会这样。群体中愚昧无知、嫉妒心强的人摆脱了卑微与弱势的感觉，一时间被一种残忍而强大的力量所左右。”所以，“群体对于武力表现得顺从恭敬，却很少被善意所打动。”

在这种“残忍而强大的力量”的支配下，香港街头的激进示威者的暴力不仅没有降格，反而愈发走向扩大化和极端化。期间，不管是来自北京的口头警告还是实际操练，比如喉舌媒体的接连喊话以及深圳很有指向性的防爆演习等，还是来自特区政府的让步和呼吁和解，比如宣布《逃犯条例》寿终正寝以及做出改善民生承诺并轮番道歉等，并不能有效消解街头暴力，有时候反倒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推动力”。

其三，别再惊奇于满天飞的流言何以被信以为真，反倒活生生的真相被歪曲了。

在《乌合之众》中，勒庞用一个专门的小章节来解释这个问题。“群体一直徘徊在无意识边缘，随时准备服从所有暗示，具有无法诉诸理性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强烈冲动，丧失了所有批判思考能力……编造的传说能够轻易在群体中流传扩散，这不仅仅是他们轻听轻信的结果，也是经群体肆意想象后，各种事情所经历的巨大变形歪曲的结果。就连他们观察到的最简单事件很快就会走样变味。群体依靠情景形象来思考。一个情景立即能唤起一系列其他情景，而且同第一个情景没有任何逻辑关系。”

在这次风波中，内地媒体与香港媒体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报道倾向：在内地媒体端口，充斥着对于“暴徒”的喊打喊杀声音，而在香港媒体和一些西方媒体端口，却是不加思索的同情甚至是对暴力的美化。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每个围观者在香港反修例中都是“盲人摸象”，只能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立场先行地只愿意去关注自己愿意去相信的那部分。从这个层面来看，信息从来都不是源头上的不对等，而是各方自我选择的结果。

此前热播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一个很深刻的反问：“我们都是好人，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子，老天爷到底要我们学什么？”放在一个群体中，却很难有这样的反思。因为“群体中的个人不仅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即使在完全丧失个人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感情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得足以使守财奴变成挥金如土的人，怀疑论者变成信徒，诚实的人变为犯罪，胆小鬼变成英雄。”所以，经过一番撕扯和搅拌，“我们”早已不再是我们，“事情”也早已脱离了最初的轨道。

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2007年出版的著作《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首次详细叙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经过，并且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中美军狱警虐待囚犯的现象作出了社会心理学解释。菲利普教授试图通过实验，回答一个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为何平凡的普通人或社会团体，在特定情形之下会转变成为他们原本所厌恶甚至是猎杀的事物，进而导致家庭、社会甚至是国家之混乱与动荡？

实验最终得出的解释要点包括：在有意或不经意之情形下跨越自己的道德底线；将其他人或个体去人性化；将自己去识别化；分散与推诿个人之责任；盲目服从于权威；不经批判地盲目服从团体规范；借由不作为与冷漠，被动地容忍恶存在。概而言之，普通人甚至自认为的“好人”，距离穷凶极恶之徒的距离，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2008年上映的德国电影《浪潮》，面对“我们距离法西斯有多远”的命题，给出了更残酷的答案：只有五天。五天就可以把一个反对、嘲讽、对法西斯主义嗤之以鼻的人，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者。

以上之所以剖析香港激进示威者的群体心理，并不是在为暴力行为开脱和辩解，也不是暗示有关部门因为跟“乌合之众”没道理可讲便只能一网打尽，而是试图最大限度和可能抛开意识形态，来审视那些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甚至是诉诸暴力的群体。毕竟，“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一口号背后，少数试图分裂香港的“勇武派”之外，还有很多被现实生活所困内心挣扎的人。他们距离“暴徒”的距离，可能只有一步之遥。如同作为围观者的我们一样，距离“恶”的距离，也并不遥远。

最近读到一则“杀君马者道旁儿”典故，很受触动。这句话出自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故事说有一个人骑着马在路上跑，马儿跑得飞快，路人不断为牠鼓掌喝采。马儿很得意，骑马的人更高兴，便快马加鞭，在路上继续狂奔。马跑得愈快，愈多人喝采，马儿最后一头栽倒地上，一命呜呼，骑马人亦跌了下来，大哭着说：“为甚么这样好的马儿，会突然死亡？”恰好有一老者经过，他说，“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意思是杀你这匹马的人，就是在路旁鼓掌喝采的人。

具体到这一次的香港风波，又有多少人扮演着“杀君马者”的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