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黑帮电影为什么“看起来更讲道德一些”？（组图）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

近日内地网络流传“洪门声明书”，文中罗列出“港岛内三合会、红花会、同盟会、哥佬会、洪门会、和胜和等社团”，将香港黑帮再次拉回大众视野。

“洪门声明书”，全称《以香港今日之祸敬告天下洪门昆仲书》

内地人对香港黑帮的认知，估计大多源自早期香港电影。而作为香港最具本土化特色的电影类型，黑帮片以其独特的视觉图景、人物形象、叙述方式，也常常被视作香港电影的代言符号。

可以说，香港黑帮片的兴起、繁荣、发展、衰败与裂变，它所引发的趋奉、热捧、批评、误读和曲解，在相当程度上与香港的城市命运和社会心理构成了镜像，凝集和传递了香港特殊的文化信息与历史境遇，其中，既有一厢情愿的荣光，也有一地鸡毛的虚妄。

兴起：越轨的快感

查·阿尔特曼说：黑帮片的作用，是让我们体会在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实现的狂热的越轨要求。

必须承认，每个人灵魂深处多少都藏着点叛逆性，那些颠覆现实规则的故事，一旦作为娱乐产品输出，还真的更容易激发快感与荷尔蒙——要知道，就连在卡通片里，观众们都更乐于看到倒转的食物链，欣赏一只能把猫折磨到疲于奔命的老鼠。

于是，前半句里“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实现”的前提预判，就被心照不宣地选择性忽略了，大家只忙于沉溺在“狂热的越轨要求”当中。

香港，又恰恰是一个便于实现“越轨”、忙于实现“越轨”的地方。

之前就写过：香港最特殊的部分，可归结为“明明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却无处不涌动着一股江湖草莽气”。

这是因为，在漫长而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里，它几乎始终置身于顶端秩序的缺失当中，有庞杂而漫漶的社会肌理，却少了来自国家层面的建构与打理。

江湖固然具有粗粝的鲜活、跃动的生机、英雄不问出处，可江湖的另一面里，往往就是鱼龙混杂、丛林法则、无契约无保障、胜者为王的暴力。

因“庙堂”的缺席而独自活跃的江湖，造成的注定是约束力的瓦解和规则的荒漠化，以及一片巨大的、泥沙俱下的道德灰色区。

无论是经济飞速发展时带来的贫富悬殊与阶层分化，还是经济停滞不前时造成的社会保障焦虑和失业危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总会让一部分人把以暴制暴上升为精神信仰，以相对原始的“替天行道”自诩，来拯救、来规训、来调动和惩罚被他认定为水深火热又麻木不仁的俗民们。

香港街头（资料图）

黑社会为什么总能“看起来更讲道德一些”？因为他们本来就游离在规则之外，所以他们反而更需要义气、承诺、歃血为盟、冤有头债有主这些古老而朴素的度量衡——因为不接受“他律”，所以必须标榜“自律”。

天地无道、失落了人间正道，我们才被迫去相信和依赖“盗亦有道”。

这样的香港，既能发酵出黑帮片的土壤、能呼应上黑帮片的逻辑，也能匹配于黑帮片的取巧投机。

更不必说，野蛮生长的整个香港电影产业，本就长袖善舞、游走在黑白两道的交集地带求生图存，于是，许多电影的资金和制作方，甚至直接就来自黑道势力至少是准黑道人物——众所周知的向氏兄弟，直到今天，还有着类同武林盟主的地位。

向华强与向华胜（资料图）

简而言之，除去赌场、夜店与地下钱庄，帮派们也需要寻找新的存活场域来完成自我洗白，比如，进军文化传媒业。

然后呢？然后就发生过刘德华被枪指着脑袋拍戏、刘嘉玲被绑架和勒索、成龙被索要50万“场地费”、林青霞在片场被人抛炸弹、李连杰的经纪人被枪杀且案件至今未破。

所有“企图”的背后，都是“歧途”，甚至是，“弃途”。

变迁：内生的悖论

其实在1986年以前，作为黑帮片的萌芽期，由邵氏影业所出品的一批具有潜在黑社会元素的老电影，依然以揭露恶行、反映普通人遭遇会道门势力的迫害为其主旨（如《血证》、《大劫案》、《江湖子弟》、《沙胆英》等），也就是说，在起点上，黑帮片的调性与三观，还是颇为正邪分明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构成了香港黑帮片真正的爆发繁荣期，这个阶段的作品，开始把富有神采和魅力的黑社会人物挪到主角的位置上，而不再作为反派存在。

以风格意绪为标准，它们又可分为两大群落：孤胆英雄史诗，和青春残酷物语。

前者以吴宇森的《跛豪》与《英雄本色》为代表，后者以《古惑仔》系列为代表。

前者大约是那个年代的“大男主剧”：身手不凡、快意恩仇、以个人的情感为准绳、不需要考虑任何后果、具备强烈的主体行为特征。

后者原本就改编自热血漫画，情节流畅、造型动感、情绪丰沛而直白、最利于塑造少年偶像。

毫无疑问，它们都很有观众缘，都自带爆款的品相。

只不过，在“看得好爽”之余，鲜有人留意到，在刚刚到来的黄金期中，这些香港黑帮片里最出色的电影，已经蒙上了一层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矛盾，一层身不由己的无奈和悲情味道：

《英雄本色》讲的是一个杀手孤独的、进退失据的挣扎。《跛豪》则干脆让男主角在监狱里皈依天主。

披着最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外衣，内里却常常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主流价值的深度希冀与服膺——执着于个人尊严和内心的信念，无限渴望被认可与接纳。

看起来无所不能，结局却往往不是退避，就是死亡。

那句台词怎么说的？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在新一代以黑帮片著称的导演（杜琪峰、陈木胜、尔冬升、林超贤）那里，这种浓郁的宿命味道，开始进一步成为主调：江湖从一个让人活得无法无天、无拘无束进而无敌的地方，落回到了一个让人变得无根、无着、无助、无常的地方。

《旺角黑夜》里群体性的绝望。《龙城岁月》与《以和为贵》中，一个最为正常不过的话事人选举程序全面失控，那些属于江湖的信仰与规章，显得如此苍白与无效。

《江湖告急》的结尾，反复遭遇追杀终得幸存的主人公夫妇重归日常生活里的相濡以沫。

《夺命金》里的帮派更是懵懂、笨拙、色厉内荏，连给老大办个生日宴都要左支右绌、斤斤计较。

至于香港电影史上最后一次辉煌的《无间道》，更带来了一种究极的拷问：一种在黑白之间交杂轮回里发生的、关乎身份认同和存在认同的危机。

众生皆苦和普通人的挣扎，常常是这类文本的情绪起点，但遍布于黑道价值观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和极端权力意志，又与之截然悖反。

一边需要导引观众对黑社会人物展开“移情”和“共情”，一边又要反复渲染黑社会人物的“无情”与“绝情”。

这都是黑帮题材的内生悖论，是黑帮片难于自解的天然矛盾。

所以，97之后、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当内地成为挽救香港电影的主要市场、导演和创作队伍开始群体北上，黑帮片越来越倾向于调整自己的叙事策略，复归自己的原型——警匪片，让二元结构重新占据叙事中心：

《扫毒》系列、《寒战》系列、《毒战》系列，都把黑帮再次毫无疑义地置于消灭对象的位置上，主角再次以“绝对正义的执行者”面目出现（而且他经常要同时负责清除来自江湖的行恶者和来自体制内的贪腐者这双重的反面势力），这与之前港片里黑白两道常常共同处于的某种道德模糊地带已经截然不同。

香港导演林超贤甚至亲自指导了《红海行动》——一部绝对意义上的“主旋律”——以往属于黑帮片的动作设计、拍摄技巧、调度诀窍、剪辑节奏、表演方式，被挪用于全人类范畴中都具备政治正确性的“打击恐怖主义”当中，最后反向确证了，爱国原来也能激发足够的肾上腺素。

祛魅：理性的回归

必须承认，作为香港电影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也无法绕过的类型，黑帮片终究具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心理学价值。

但它的拍摄目的、拍摄背景、拍摄情境和内在拍摄诉求，往往是多元的，有些甚至压根与“黑道”毫无挂碍——杜琪峰就公开表示，他的《黑社会》只不过是现实社会组织结构、政治原则、伦理规范的一个隐喻体而已。

就连香港黑社会大佬胡须勇都曾经直言自己从来不看黑帮电影，因为那里面的戏码过于不真实——“警察局里警察最大，黑帮怎么可能那么嚣张”。

很多时候，正因为这并不真实的、表面上的狂拽酷炫，黑帮片被人以最廉价的、最感官化的、最生搬硬套的方式，在行为和腔调层面接受下来，成了“混社会”的精神图腾和入门手册，

就像前面提到的“古惑仔”系列，在内地录像厅和盗版碟大行其道的时候，这个由筋肉、纹身、染发、酒吧和歌舞厅构成的生活化的意象世界，对当时还习惯于把香港视作时尚彼岸的大陆小城市青年而言，确实提供了无从抗拒的亚文化蛊惑。

带社团、打群架、一言不合就砍人，这不是看懂了电影，这是似懂非懂地戏仿和模拟了电影，是一场场近似闹剧的cosplay，而已。

收取保护费、贩卖毒品、雇凶杀人，这在任何语境下都不可能成为一种正面的美学想象与伦理想象。

当现代制度与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当社会趋于成熟和理性、当少年人不再狭义地曲解“血气方刚”、当成年人不再天真地幻想“侠以武犯禁”、甚至当内地观众不再想当然地迷信香港电影和香港生活方式。

香港黑帮片和香港的祛媚，注定同步发生。

神秘感褪去之后，装模作样的“黑社会”，有时反而会变成全民围观的笑柄、网络恶搞的资源：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那位想要砍人结果被反杀的“龙哥”，和那个由一群花臂胖大叔组成的所谓“天安社”。

陈浩南与小马哥的时代早已烟消云散，剩下的只不过是啤酒肚、大金链子和行为艺术般的结拜仪式，怎么看怎么像一场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失败行为艺术。

毕竟，人类社会跋涉了几千上万年，才走到可以用法治保护自己的今天，你说仅仅因为看起来很快意很爽，就要我们回到拿刀解决问题的时代，这，无疑是不值一哂的谵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