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国耻追星,“饭圈”也走到逆向民族主义前沿了?(图)
因为一句“你是我的《南京条约》,是我沦陷的开始”,饭圈文化又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7月11日,不少网友发博称某些流量明星的粉丝,以《南京条约》“作梗”,向自己心仪的明星“表白”。粉丝的行为引来了一众网友的口诛笔伐。“中国历史研究”、“共青团中央”等官微也明确表示:“国耻家恨,请勿调侃”。
国耻作梗折射出了当代社会的何种文化心态?对于饭圈文化,又该如何进行正向引导?就相关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孙佳山老师。
【采访/观察者网 吴立群】
观察者网:现在的追星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种产业了。某些个体、组织的行为不时会在舆论场上掀起波澜,这次的国耻造梗也是如此。对于这些博眼球的行为,您怎么看?
孙佳山: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流量明星的粉丝里有相当部分是未成年人。他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尚不成熟,所以在公共空间的自我表达、自我呈现的时候容易说错话。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某些话能说到什么程度,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其实也不太清楚。
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资本的深度介入对粉丝文化带来的复杂影响。在当下的粉丝文化结构中,明星和粉丝之间,不仅已经结成了情感共同体,也是利益的共同体。明星需要流量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演艺活动的机会;而粉丝为了扩大自己心仪明星的影响力,则会使尽浑身解数来捧他们。
这种情绪很容易被资本利用。比如对于由粉丝组成的“饭圈”,资本会按照粉丝的执着和投入程度,来对他们进行分级,鼓励他们为心仪的明星造势。如此的鼓励在无形中也让一些追星行为,演变成以“爱”为名,违反社会规则和道德准则的严重不当行为,进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在互联网时代,特定的群体拥有特定的趣味,同时也期望进行公众表达。但是在表达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必须要考虑公共传播的各种因素,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不能侵犯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价值、情感和道德规范。在我们的近代史部分,有一些耻辱、痛苦的历史记忆是我们不能冒犯的民族情感底线。
图自微博@中国历史研究院
观察者网:对于饭圈文化里一些负面的东西,您觉得有何破解之道?
孙佳山:这里面有一个三观引导的问题。面对这些有特定趣味、追求的群体,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否定他们,对他们“一封了之”,而是要对粉丝文化和粉丝群体加强三观引导。
我之前在观天下讲坛,也就是现在的观学院分析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的时候,曾援引过工信部的一组数据:我国现在有近8亿网民,其中近90%的网民没有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近90%的网民月收入在8000元以下,近70%的网民在45岁以下,近60%的网民没有稳定工作,……这组数据既体现了我国网民群体的基本盘,也侧面说明了我国包括粉丝文化、粉丝经济在内的文化产业的基本状况。
从前,在报纸、杂志、电视上,所谓的“文化精英”们享有更大的话语权,普通人表达自我的机会真的不是很多。可是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就不同了,普通人自我表达、自我呈现的需求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一个人只要拥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发微博、做直播。粉丝群体也是这样的,他们现在有各种途径进行自我表达。对于他们的文化获得感和价值感,我们需要充分尊重,尤其是当我们对他们的表达水平提出更高要求的时候,网民也要认识到这也真的是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
因为其中有一部分人,社会阅历不足、受教育水平也有限,他们是在不清楚主流社会文化、网络公共秩序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参与到了“饭圈”的公共表达中。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加强三观引导,而不是对他们简单地“扣帽子”。这是一个长期的文化治理过程,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我们的文化治理能力、体系的一大内在考验。
对于青少年粉丝群体,我们有必要引导其对“爱豆”和“饭圈”的形成进行辨析。同时要求他们的偶像们必须要谨言慎行,至少绝对不能去挑战我们社会最基本的价值、情感和道德规范。
观察者网:您刚才主要从粉丝文化的角度分析了问题。另外我们也看到在一些所谓的专业研究里也有类似的现象。最近一段时间,“民国想象”偃旗息鼓了,但是一些历史想象却开始朝着晚清去了。比如一个以历史科普为导向的公众号发文洗白《南京条约》,认为这个条约没什么不平等的,对于这种逆向民族主义的史学认知,您怎么评价?
孙佳山:这个问题也是长期造成的。类似的这种言论和话语,其实也不是新东西。八九十年代,甚至近现代以来就一直有这样的声音,并不是我们当代的“发明”。比如,80年代有人就妄言“中国缺三百年殖民史”,这可不是偶然,以前类似这种其实是需要进行长期专业医学治疗的言论,可比现在的一些表述过分得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当下特有的,是我们文化结构中短期内克服不掉的一个负面现象。对于个别自媒体,除了加强三观引导,还要加强历史观的引导。对于那些荒谬的“历史发明”,也就是那些实际上是观念“异装癖”的民科、民哲们,我们也要用史实与之公开对峙——主流要是不去说,他们自然有恃无恐。
签订《南京条约》,图自网络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底线的问题。历史研究本身是鼓励百家争鸣的,但似乎也应有一些底线,那您觉得历史解读的底线在哪里?
孙佳山:一方面,我们主流社会的基本原则已经很明确了。现有的主流架构并没有那么大的漏洞,并不用再去新划一个底线。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无论是宪法、刑法,还是情感、道德,都已经比较清晰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文化治理能力、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问题。我们传统的讲道理的方式和方法,在当下的文化氛围里可能不是那么喜闻乐见。问题就在于,有些人可能观点不正确,但讲观点的方式引人入胜。我们应该吸纳其可取之处,然后用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方法来讲正确的三观和历史观,这才是一个能够长期维持得下去的办法。如果只是简单“扣帽子”的话,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观察者网: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网络上出现一些历史观错误的言论时,官微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辟谣。除了辟谣之外,您觉得我们还应该怎样加强主流话语的力量,弘扬正确的历史观?
孙佳山:自媒体本身没有原罪,其中既有三观不正的自媒体,也有三观比较正的自媒体。对于三观不正的那些自媒体,要进行论辩、管理,如果他们违法、违规了,该打击就得打击;对于三观比较正的自媒体,我们应给予积极的扶持、推广和激励,我觉得在今后,这是很必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当代文化传播、意识形态斗争有一个新特点,就是要去不断地设立议题,然后去回应、引导这个议题。出事了,针对特定事件进行回应、辟谣这当然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国家需要有机地参与到当代各项话语的传播过程中,而不只是担作为旁观者、管理者的角色。这也是国家在完善、提高文化治理能力,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