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与“百年变局”：王岐山抛“三不”承诺（图）

“有人回望百年，忧心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正濒于崩溃，说人类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北京时间7月8日，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现身清华大学世界经济论坛。在谈论国际政经变局时，这位在中共政坛拥有特殊地位的人物对外澄清说，现有国际体系并不完美，需要加以改革，但不能推倒重来。他指，在当下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反对以国家安全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同时撂下对外“三不”承诺：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 

中美贸易搏杀延续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如今，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地球上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会在一夕之间涣然冰释。甚至，某些人已经嗅到“新冷战”铁幕落下的气息。毫无疑问，这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将是影响深远的“国运之战”。 

然而，它的意义可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此。最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警告，当下全球处于百年不遇的历史大变局中。也许，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这场纷争虽然不过是历史旋涡中的一朵浪花，只是这朵浪花也足以印证历史的走向。 

事实上，对这次中美驳火的影响以及背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分析多半局限在现实的博弈策略选择和利弊得失权衡，即便有声音将其置于“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的国际政治视野中也难以摆脱基于西方文明历史的经验主义逻辑。而现实较此更为复杂，如果今天无法理解其历史背景，便必然无法洞察中美贸易战的缘起、范围和终局，其他则更不必谈了。本文拟从生产力与财富积累的演进、“大国强权”的权力转移与东西方文明的自然消长去认知。 

生产力与财富革命

2019年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主动剔除了《中国制造2025》。这个中国政府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展示了中国制造强国目标，覆盖了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五大工程，这一计划直接受到美国的忌惮，也成为中美贸易战在2018年引爆的直接导火索。随即，包括中兴、华为等涉及5G技术布局的中国通信公司纷纷受到掣肘打击。在外界看来，中美两国在随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就贸易平衡问题而大打关税战，但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矛盾核心。 

“得生产力者得一切”，它代表着权力的转移，话语权的掌控。在世界历史上，如果说畜力和铁器取代部分人力从而带动了生产力的第一次跃升，而三次工业和科技革命成就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二次大跨越，那么当信息时代来临，也必然意味着全球社会生产力和财富积累的爆炸。在已故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中便明确界定了一个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进而到信息社会的演进预言。 

尤其是基于中国四大发明相继传入欧洲，远海航行和生产技术的大范围扩散成为可能。蒸汽机的发明让彼时大宗的纺纱、面粉以及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这帮助英国等宗主国商品迅速占领了海外殖民地市场，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电磁感应理论的发现则进一步提升了生产力，伴随着一系列新的发明创造，人类电气化时代来临。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开始的新技术革命则试图将人类从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进一步解脱出来，以电子信息技术让世界的运行更富有效率。 

如今，人类需要一次新的财富大爆炸，这不是互联网泡沫的重演，而应该是革命性的技术与观念。托夫勒预言的信息社会依然在向前延伸，伴随着他所预言的“力量的转移”和“新文明再造”。而新的预言比如万物互联、智能社会也在加速成长，正在成为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点。 

新的技术孕育新的时代。包括中国在内，虽然世界各国发展阶段不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财富创造的能力并不完全同步，但整体上，这是一个属于所有国家的开放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独享技术成长带来的红利。对于中国来说，从历史长周期看，中国曾经凭借强大的农耕技术和自然经济占据全球重要位置。曾经在近代历史之前，甚至直到晚清还因为地大物博、人口密集长期占据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前列甚至第一的位置。根据估算，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达到32.9%，到1950年中共建政第二年则是触底到4.5%。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农耕技术囿于近现代基础科学的先天不足而再难实现突破，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在西方大机器生产的打击下迅速瓦解，加之财富扩张又因新生人口而摊薄，中国错过了人类社会技术和财富大爆炸的机会，便始终无法找到摆脱经济困境的新途径，只能在西方殖民帝国的扩张下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附庸。 

尽管财富的创造从来都不是人类技术进步单一因素造成的结果，就像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崛起也得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资本的高效自由扩张。相反，当财富的创造并不基于生产技术的大跨越时，像葡萄牙、西班牙那样盛极而衰便成为必然。 

对于中国来说，重新恢复全球经济地位，同样需要一种革命性力量的支撑，从而摆脱近百年来受制于西方国家主导国际大分工的不利处境。在这一境况下，处于全球大分工下游的"中国制造"更多指涉制造大国而非制造强国。当“第三次浪潮”、信息世界、工业4.0等概念开始在中国"生根"时，中国政府的确是在呼吁动用国家力量改变现实。李克强内阁主导《中国制造2025》代表这一国家意志，而5G则代表了美国拒绝"科技垄断"地位易主的对华遏制战略。

大国崛起与权力转移

经济实力的消长必然伴随着大国兴衰更迭和国际秩序主导者角色的变化。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农耕生产模式造就的是四大文明古国。彼时，世界基本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各自独立发展独有的文明体系。仅有的几次帝国远征和大国博弈，无不基于实力悬殊的杀戮与并吞，或者限于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阻绝。 

近五百年来，最初的大航海冒险造就了欧洲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转移至北大西洋沿岸的葡萄牙、西班牙，它们的船队满载着来自美洲、印度的黄金、香料源源不断地输血给这些早期殖民帝国。而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则更是由此实现了“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殖民扩张，英国在列国争强于海上的战争中牢牢控制着全球航路，并对殖民势力范围的划定拥有强大话语权。 

人们可以清晰看到，随着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孵化出的新贵诞生，“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开始遭遇冲击。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总量超越英国跻身全球第一，意味着一场国际秩序主导权转移已不可避免。随后，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垮了原本欧洲主要资本主义控制国际秩序的历史，继而在"废墟"上诞生了苏联和美国主导的新秩序。 

二战后，世界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度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相对平静期。不过，随着东欧、苏联的剧变，顷刻间世界秩序为“一超多强”的局面所取代。但是，美国陶醉于胜利没多久便意识到新的权力挑战者正在孕育，中国就是最无法接受的威胁，于是“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沸反盈天。 

当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历届美国政府可能低估了奉行韬光养晦策略的中国，甚至自“9•11”后还暂时搁置了对中国的遏制。但是，正如历史反复上演的那样，中国经济体量排名在2015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如今逼近美国的70%，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越来越积极的姿态，对国际秩序规则的改写和制定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经验主义者或者“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信奉者告诉我们，大国博弈遵循一种必然的逻辑，即世界政经强权不是稳定的亘古不变的，无论这种转变是以惨烈的热战方式还是以和平的"交接"形式，都是必然发生的。 

今天的中美贸易战便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虽然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2018年GDP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但是国内产业活力的持续衰退，以及新兴经济体的持续“挤压”效应，使其再难恢复到二战后的经济地位和政治话语权。中国逐渐取代苏联在冷战时期的角色。以“金砖国家”、区域性政经组织等新兴力量的崛起，都为冷战后的世界体系带来新的变化。而形势仍然处于剧烈变动中，从远景看，中美博弈将是影响世界秩序长期的、全方位的主要矛盾（这一点已在贸易战中显现），其烈度可能不低于当年的美苏争霸，及资本主义世界“三足鼎立”的实力消长变化。如今，包括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组织和智库给出了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超越美国的具体时间范围，从未来二三十年到五十年内的推算结果。国际政经格局和中美的国际话语权已然在发生转移。 

更重要的是，当今国际政经秩序演变的背后不仅是若干力量的“新旧交替”，简单重复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的戏码，而且包括西方世界近五百年来形成的国际秩序法则和"道德"信念的冲击。 

事实上，当今国际秩序法则与道德规则无一不是基于欧洲的近代政治转型过程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从确立宗教战争后欧洲大陆新秩序和主权观念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到确立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帝国覆灭欧洲秩序的维也纳体系（Vienna system），从确立一战后全球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到确立二战后全球新秩序的雅尔塔体系（Yalta System），甚至当今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也莫不基于西方所主导确立的"规则"。然而，此次中美贸易战的加剧，挑战甚至瓦解了人们对世界秩序的常识性逻辑和信念。 

当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义进行“长臂管辖”和经济霸权，这种“法则”的弱点或者说虚伪性暴露无遗。美国的传统盟友如英国、欧盟（EU）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美国的失望，日本也没有按照既定的剧本追随美国。英国《泰晤士报》5月26日刊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章《特朗普应该知道，世界禁不起另一场三十年战争》，批评说威斯特伐利亚协议（The Peace of Westphalia）所做的是建立权力分享安排，和平作为一个整体是以相互保证为基础的。  

相反，基于东亚文明的天下观对西方文明中心论形成冲击。中国政府在推动完全不同于以西方政治观念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基于地位上的平等、义利上的协调、命运上的“共同体”等价值。中国政府一直寻求政治和经济上与西方关系的融洽，甚至包括对美关系。在习近平上台后，他还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动作虽然不必然引起改变，但是在中国官方的宣传推动下，西方也在注意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体制下如何培育出一个成功的范例来。它不寻求你死我活的丛林竞争，也不寻求地位的不对等优势。而且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和第三世界力量对中国式方案已经表达了某种试探甚至一定程度的亲近感。

西方文明中心论动摇

正如修昔底德预言的那样，卫冕者通常不会轻易接受这种"权力"的自然转移。现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是一名出生于芝加哥的非洲裔女性。在中美贸易谈判处于敏感时期的2019年4月29日，她在一次智库演讲中宣称美苏冷战只是西方内部的争斗，而中国不同。她说，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更多视作长期的根本性威胁，与中国的较量是“与一个十分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间的较量，这是美国此前从未有过的”，也是美国第一次有了“非白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这一异质文明冲突论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对抗早已跳脱贸易战甚至科技战范畴，而大有走向全面对抗之势。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5月份的北京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意有所指地警告说，“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事实上，受特朗普上台以来甚至更早之前，美国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和价值观念刺激，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作为欧洲文明延续的自由民主灯塔，美国是如何“堕落”的，进而也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迷信。 

五百年来，在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西方确立了一整套行为法则和道德价值观念，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这些行为法则和道德观念成为世界的通行法则，形成一种碾压一切的“文化霸权”，中国从晚清甚至现在，深受“欧风美雨”影响的文化信徒络绎不缺。尽管“文化霸权”也曾受到种种挑战，但是仍然被置于“道德”和文明的制高点。在苏东剧变后，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更是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喊出了文明的终结，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迄今已经达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极限。 

然而，贸易战，是一种经济博弈、国家命运博弈，也正在扩散为一种文化对抗，对这些曾经令人普遍笃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产生了冲击，而资本主义文明也因为它本身的虚伪性产生了动摇。特朗普公然宣称“美国优先”（Aemerica First）并以关税惩罚相要挟，将美国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特朗普不愿意承认这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民粹主义路线，还不忘为自己对外逻辑搭上理想主义的魅惑色彩。他宁愿相信自己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将对华贸易战道德化为一场“十字军东征”，是一种对异质的非白人文明的搏击。 

从文明中心转移看，经历近五百年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垄断，世界文明格局正处于深度调整的历史周期，而未来多文明形态、谁也无法彻底征服谁的结局已隐约可见。 

自星罗棋布的人类早期文明，到东西方文明的轴心时代，再经过一千五百年以前的古代时期有限度交融，到大航海和工业革命时期，世界文明的中心开始转移到欧洲，而历史的叙事也便以西方文明中心论为圭臬，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比如东亚文明、印度河-恒河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纷纷被裹挟其中沦为了附庸。 

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是按照单线条逻辑发展。从西方中心主义，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文明对抗，再到后二战尤其是后冷战背景下，全球各大文明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民族主义、本土意识为主）和反殖民主义反思，诞生了多重文化思潮对西方中心论的质疑、解构与挑战。在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异质文明”对话激烈碰撞不可避免，所谓优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分野仍然暗含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潜意识。而中国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必然深入其中，成为改写世界文明版图的刺激性因素。从这一角度看，中美博弈不仅是一场地缘政治经济变局，也许还是新世界秩序和价值观念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