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率先文革化？香港反修例撕开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图）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异常活跃的中国自由派，开始渐次淡出舆论场，成为沉默的一群人。只有在一些关键时刻，比如习核心确立，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六四周年日等，才会偶尔露露面。要是细究原因，估计八成人会耸耸肩，然后很无奈的补充上一句：不让你说还说啥，再说了，说了也没用，最后都懒得说了。

其实自由派的无奈和抱怨之外，自身的问题却鲜有人意识到。又或者，即便有所知觉，也因为“共同的敌人”，也就是中共，所以理所当然地被忽略，被谅解。

以香港大游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为例，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6月9日，香港爆发百万人游行示威，抗议特区政府对《逃犯条例》的修订。游行发生当晚，内地不少自由派纷纷表达支持，直言“为香港骄傲”，力撑香港民众走上街头。12日，香港再次大游行，人数再创新高。不过因为在凌晨发生了暴力冲击立法会的事件，香港警察情急之下以催泪弹、布袋弹、橡胶子弹应对之，此举直接刺激了内地自由派，进而含沙射影将罪责归因于中共。

很显然，香港反修例游行对内地自由派来说，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情绪的出口。过去几年，自由派言论空间的大幅度限缩，使得此群体与中共的关系前所未有的焦灼甚至对立。所以“支持香港”、“为香港骄傲”的背后，实则想要表达的是对中共的不满。至于修订《逃犯条例》的必要性，以及冲击立法会的暴力行为究竟会给香港带来怎样的撕裂和伤害，自由派似乎一概不想论。

当不满的情绪压倒了一切，理性的认知与判断变得不可能。好比那些走上街头要求撤回《逃犯条例》的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不满早已压倒一切，任何技术性解释和说明都不会起作用。

这期间，内地学界还发生了一个意外“插曲”。香港百万人游行的次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田飞龙发表题为《反修例运动拖累香港法治》一文，指责反修例运动俨然成了“二次占中”，已经超出合理的和平示威与立法公众参与的轨道，成为反法治的闹剧。并称此次事件“充分而全面暴露了香港反对派不可合作、没有底线、损害国家利益的政治本质，也暴露出美国对香港的超强影响力及‘影子管治权’。”

此文一出，内地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片哗然，反感和讨伐声此起彼伏，田飞龙两位师长后续的“割席断交”之举，在加速这股怒火的传导与扩散的同时，也让一些人对自由派的“专制”和“不宽容”嗤之以鼻。

处于风口浪尖的田飞龙即将两位师长对自己的态度归因于“自由派率先文革化”，并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重要现象”，“标志着一个知识世代的消去”。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国关学院副教授任峰也表示，因政治立场而导致“人伦破裂”，“划清界限”，不禁让人想起文革。

自由派率先文革化？这个帽子扣的有点大，要知道文革结束至今的这么多年时间里，仍一直是自由派的一个心结。但不可否认的是，内地自由派群体的“问题”的确在过去几年越来越突出。这其中，当然有中共的原因，比如包括《炎黄春秋》、《共识网》以及南方系等自由派媒体的纷纷沦陷，还有一些公知在言论管控下的销声匿迹。但这充其量只是“外因”，最关键的还是“内因”在起决定性作用。而且某种程度上，一些“内因”反过来加速了“外因”的形成。

具体来说，自由派首先面临的是“意识问题”。鉴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天然地追求自由，对爱国主义充满警惕、反感，拥抱市场经济，社会运行上赞成分权自治，强调程序正义，所以中共的诸多做法，都让自由派看不惯。因为多数自由派预设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中国必须走上西方式的道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仍在他们的脑子里不停盘旋。即便历史终结论本身已经自我终结，福山也对此作了自我检讨，也还是阻挡不住自由派趋之若鹜。

秦晖早在2012年就开诚布公说过，不要老提什么西方和平演变中国，中国也有可能和平演变西方。虽然不知道中国和平演变西方的那一天会不会到来，以及什么时候到来，至少这样的说法背后，有一个基本事实在支撑：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被西方改变的地方少之又少， 改变西方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大。显然，自由派并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

更早之前的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刘军宁编辑《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作序《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写到，“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坦白说，这不是翻版“历史终结论”又是什么？

其次是自由派的兼容性越来越差。胡适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目前来看，很多自称或被称自由派的人，不仅没有了自由主义者秉持的所谓“自由”，而且脑子里充满了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思维。在学术界，甚至出现了因为某一个毛左派参会，自由派拒绝与之同会的情况。

时政评论员石勇在《“左翼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文中就直言，历史给自由主义提供过非常好的机会，一直到大概2008年以前，中国社会舆论的土壤都有点偏右。一方面，精英们要“防左”，“左”有历史污点，被污名化，在“势”上落了下风，而自由主义却在竞争中占据了天时地利。可惜，很快就不行了。

“不行”的原因，除了近乎民粹的极端化二元思维之外，石勇还提到了一点。以上摘录两段原文——

更要命的是，当年那些“自由主义者”念念有词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多么与时俱进，而恰恰是西方早已抛弃的历史垃圾。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只是对应于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低级版本，站在资本一边，对平等、社会福利政策特别反感。这正是经典的“右翼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

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被学者甘阳质问，到底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回答是：贵族的。因为一种站在资本一边，拒斥平等、社会福利政策的“自由主义”，逻辑上虽然没有否定，但一定兑现不了平民也享有自由的理论承诺。而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同时面临两个大问题：制约权力、社会不公。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最多能够对解决第一个问题提供思路，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无异于火上浇油。因此，在贫富悬殊、国企MBO（管理层收购）的热潮中，“自由主义”退化为一种为社会不公和权贵资本“抢劫”进行辩护的理论。这样的“自由主义”不走向自我污名化，那就奇怪了。

其实，抛开自由派本身的问题，放在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周期来看，人们对专制主义各种“问题”的认知是相对容易的，批判也因此从未间断过，但对于自由主义过去一百多年在中国的存在，却往往缺乏必要的再认识与反思。好像只要举着自由的大旗，就天然地站稳了道德制高点；好像只要站在现行体制的对立面，各种不如意都可以归咎于政府。

秦晖说过，“中国自由主义者必须能够解决中国当代面临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从严复系统将西方自由主义输入中国开始至今，中国在不同阶段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五四时期，人们看到了“德先生”、“赛先生”，却忽略了积贫积弱之下普罗大众对于“钱先生”的基本诉求；毛时代，中国依然一穷二白，内外两个大局风雨飘摇，自由主义必然归于沉浸，因为历史条件不成熟；邓时代，自由主义有起有落，基本上也未能脱开“关键性问题”本身。到了今天，自由主义的再次进入低谷，原因不会是单向度的自由派本身或是中共，而是各种历史与现实因素共同导向的结果。

中山大学博士陈纯在《中国自由保守主义的没落》一文中，有过一段“慷慨激昂”的假设——多少人幻想过的“历史重来”，不就是现在吗？现在中国有一个比清王朝更有组织力的政治体制，有一个比1840年更友善的国际环境，现在中国重新遭遇西方会怎么样？说不准。但通过“去西方化”，模拟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以更“健全”更“有底气”的心态去应对，而非“挥刀自宫”以求生存，这不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时刻吗？和这个相比，所谓的以市场经济走向自由民主，让中国变成某个西方国家的一个拷贝，又算得了什么？

历史不会重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没办法模拟。不过至少，自由主义在中国历经过百余年的跌宕起伏，也是时候结合中国的关键性问题来一场彻底的自我反思和自我“革命”了。否则，最后剩下的，可能只是一堆脱离中国实际的口水和谩骂。这与自由派上不上眼的毛左派，又有什么不同呢？

回到香港反修例的话题，可以说一些自由派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自己不由分说地撕开了。就在7月1日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会之后，还有一些自由派在朋友圈评论“早该升级行动了”、“不要用青春的血祭不爱你的国”。香港现在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是通过升级行动来撕裂整个香港社会吗？是通过少数暴力分子来挟持北京吗？至少目前来看，香港昔日的文明形象正在被折损，法治的核心价值正在被破坏，东方明珠正在沦为大国角力的“新战场”。

这样的香港，自由派看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