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是巨大错误 中国需让世界看到更多开放（图）

中美关系紧张升级两个月以来，两国领导人终于在万众瞩目之下，于二十国集团峰会（G20）间歇举行双边会晤。双方最终同意重启经贸谈判，美方不再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征新关税。中方则在会谈之前，重申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定下总基调。几经波折，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又重回去年阿根廷G20峰会的起点，释放积极信号，但后续的谈判进展仍有待发展。美国前副国务卿、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以及试图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的行为是巨大错误，这一届美国政府缺乏连贯的政策目标，导致外界很难判断其意图。 

理查德•库珀：美国前副国务卿、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记者：在外界看来，美国在处理华为的事件中，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制裁一个企业，看起来十分不公平，而华为被迫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谋求生存，美国一直宣称的理由是华为会危害国家安全，背后是什么导致了如此极端的不信任？ 

理查德•库珀：如果中国政府或者华为先遵守游戏规则，那么华盛顿所为才能说是不公平。而问题在于，在华盛顿看来，中国似乎并没有遵守规则，所以特朗普认为，如果一个人打破了规则，那么另一方也没有必要遵守规则。当然，从这个维度来思考美国的行为是否公平，似乎又是另一层考虑了。 

美国政府担心，如果在5G领域广泛使用华为的基础设施，华为就可以收集海内外用户的信息，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不过，在华为的公开声明中，华为的总裁明确表态说，华为没有中国解放军的官方背景，也没有在通讯设备中植入后门程序（我个人是相信的）。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两年前就设立了一个法律，要求所有的中国公司必须和政府合作，这个法律得以通过我认为有点超乎想象。这就说明，即使现在华为没有和中国政府合作，一旦中国政府有所要求，华为也必须遵守。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理解澳大利亚为何率先拒绝了华为。

其他国家都明白这一点，美国当然也清楚，所以就构成了现在的两难境地。我不理解为何中国政府没有看到这个两难的困境，或者他们看到了，但是并不承认，所以中国政府一直称美国对待华为的手段不公平。

记者：众所周知，华为在5G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维持美国在未来同一领域的绝对优势，打压华为才成了美国当下的必然选项。 

理查德•库珀：首先，我认为当下的美国政府所推出的政策并没有连贯性，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很强。据我所知，特朗普的决策圈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政策目标（different objectives）。所以，打击华为肯定是一部分人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将其当成一项竞争。 然而，有趣的一点在于，当前还没有一家美国公司能够在5G领域与华为竞争，或许一些欧洲公司有这个能力。 

记者：特朗普除了在美国本土禁止华为之外，同样还号召美国的盟友加入这一行列，比如在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之后，澳大利亚随即跟上。然而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紧随其后，英国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在近期反而宣布其国内通讯巨头公司使用华为设备，这反应出，即便是政治上的盟友，在涉及自身利益选择的时候，仍然可以拒绝美国的要求，你认为未来美国还能在相似的议题下一呼百应吗？ 

理查德•库珀：我认为很难，当前，很多美国的盟友对于美国的要求都反应迟钝。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所作所为都伤害了盟友的感情，所以盟友未必见得会紧随美国的号令，接下来局势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还有待观察。正如我所知道的，澳大利亚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围堵中国，而不是迫于美国的压力。 

有一个基本问题，在考虑其他国家的立场时，应该将特朗普政府的影响暂时搁置一旁，我认为就算特朗普政府对其他国家施压了，但如果这个国家没有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分析判断，也不会轻易跟随美国。 

记者：在中美第十一轮经贸谈判遭遇挫折之后，双方的对话转入低潮，但最近中美两国元首通话，双方将于G20峰会上会晤，再度释放出积极信号，经历了多次波折的中美贸易谈判，你认为距离最终达成协议又向前走了多远？ 

理查德•库珀：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其政策之间没有连贯性，这一点让包括中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在内的外界很难读懂美国的意图。 

另外，特朗普决策圈中的顾问们对于中美贸易谈判中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我很庆幸我不是中国政府的一员，因为要分析美国内部的情况，从而判断什么才是最佳解决问题的途径太难了。很显然，特朗普几次三番在各个方面的事务上都改变了既定的目标。 

所以，对于什么才会使特朗普满意的结果，我难以做出判断，他也经常改变主意。

记者：有观察人士认为，如果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中美关系可能会趋于缓和，中美摩擦将会得到缓解。就连特朗普本人也在推特上抨击当下民调高于他的拜登，称中国期待拜登（Joseph Biden）赢得选举，以此来为贸易战寻找出路，你怎么看？ 

理查德•库珀：距离大选还有较长一段时间，很难判断它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民主党的最终候选人也要在差不多一年之后揭晓，所以，现在关于大选的判断意义并不大。 

从民主党的一般基调来看，一旦特朗普连任失败，局面确实会发生较大变化。我希望民主党至少能有一以贯之的政策，以及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态度。 

然而，即便是民主党入主白宫，特朗普提出的一些问题仍然会继续存在，如果要达成协议，中国仍然要做出一些让步，因为即便特朗普下台，问题也不会随之而去。 

记者：公平的谈判意味着双方都要做出让步妥协，中国方面早已表明了态度，不接受损害原则的巨大让步，所以协议的达成仅靠一方的让步不可能实现，一旦中国做出了让步，美国是否会做出相应的妥协？然而，特朗普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外界似乎难以看到他妥协的可能性。

理查德•库珀：我认为会的，如果中国提供一个让美国比较满意的条件，美国会让步的，至少会取消原来加征的25%的关税，或者将关税降低。贸易战不仅对中美双方都造成了伤害，也伤害了全球的贸易体系。所以我认为未来的美国政府会在协商中做出让步。 

当大选年临近，关税问题会成为一个日益敏感的话题，因为它与美国的贸易、商业紧密相关，特朗普会面临贸易上的压力，当关税的效应传递到消费者手上的时候，如果特朗普想成功连任，他肯定会做出调整，所以不排除他会降低甚至取消关税，这种情况今年或者明年就会出现。 

在特朗普任期内，如果中美达成协议，特朗普可以说中国做出了巨大让步。我不排除这种可能的存在，我并不像你说的这么悲观，认为在特朗普任期内不会达成协议。不过必须承认的一点是，特朗普本人比较古怪，很难预测。 

记者：你对中美贸易战的整体判断是什么，一个普遍共识是，贸易战只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终局面肯定是双输。

理查德•库珀：我赞同这个观点，发动贸易战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不过比起贸易战我更愿意称之为特朗普的关税战（Trump's tariff war），特朗普发起这一场战争，同时伤害两个国家。很多美国人认为，关税战对中国的伤害会大于美国，我并不希望伤害中国，当然也不希望伤害美国，但总而言之，整件事情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尽管事实如此，我们已经身处这个漩涡之中，所以需要达成协议。 

记者：很多学者认为，贸易战背后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的决心，中国的崛起对美国造成了巨大威胁，对于美国而言，如果现在不对中国出手，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中美之间很难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正因为如此，中美关系才在这个关口变得紧张，你怎么看？

理查德•库珀：我并不同意，修昔底德陷阱中的案例，要追溯到2000年前，我并不赞同用历史案例来分析现状和制定政策的方法。所以，我不赞同用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来暗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就算没有来自美国的压力，中国经济的增速未来也会放慢，或许在一段时期内仍然还会快于美国，但是仍然会放慢，至少会比前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要慢。因为可持续的高速增长很难维持，而包括我在内，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世界是一件好事。 

记者：在中美博弈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很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可以将美国的压力转化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动力。也就是说，美国的要求与中国改革的方向似乎是一致的，美国的压力只是加快了这一过程。 

理查德•库珀：等我真正看到中国走向更开放了，我才会相信这一事实。很多中国人，其中就有一些我的朋友都希望中国能够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变得更开放，但我对这一点并不乐观，因为当下的很多事情都预示着中国正往反方向走去。 

中国私营部企业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挤压，国有企业更能轻易地获得银行的贷款，这种相对优势五年之前就在渐渐被削弱，银行贷款逐渐流入私营部门和房产市场，但是最近几年，这种情况又发生了逆转，越来越多的国有银行的贷款还是发放给了国有企业，就信贷而言，私营企业受到了银行系统的挤压。 

第二个例子就是，中国政府要求中国的公司、包括私营部门在内，都要在公司组建党支部，这个党支部有为公司做决定的权利，这不是一般私营企业的组织方式。或许中国内部以及外部的报道有偏差，但据我了解的信息，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两年前，中国政府就宣布，每个企业都要建立党支部。  

记者：不过在很多中国学者看来，很多外国观察者对于在企业设立党支部存在误解，他们认为设立党支部是中共加强党建的一种实施方式，毕竟中国有接近9千万党员，按照中共党章，一个集体拥有3名以上党员就可以成立党支部，而且党支部并没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权，或许一家私企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可能同时因为党员身份担任党支部书记，但党支部与企业领导层完全是两套系统，不存在彼此干预的机制，即便这两套系统的人员可能有重合（同样是因为中国党员数量众多）。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于私营企业的包容度还在不断加强，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在会上直接表述“民营企业都是自己人”，同时直面当下民营企业的困境，为一直以来“民营经济退场”的论调正名，缓解了民营企业的紧张。 

理查德•库珀：虽然有这样的表态，但是在我看来中国政府没有具体这样去做。按照这个比喻来看，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自己人。而共产党是管理这个大家庭的大家长，这是我对中国宪法的理解。 

应该看到这个比喻背后的细节，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的意义上。这个大家庭包含了10多亿人口，成千上万的决定是在谁的指导之下做出的。中国一位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因为督促中国共产党遵守宪法而被停职（记者注：这里指的是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这在外界看来有些难以置信，有人敦促政府遵守宪法，而这个人却被政府停职。 

记者：近年来，中国的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效果尤其显著，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的主流看法是什么？  

理查德•库珀：他们的观点不一而足，有十分鹰派的学者，他们最担心国家安全，以及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所以对中国十分警惕），也有很多鸽派学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谋划布局，中国据此将影响力扩散至整个亚洲、非洲甚至拉美地区。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潜在的积极政策，我用“潜在”一词描述是因为目前能够支撑我观点的证据很少，也就是说新的项目还有待发力。对于亚非国家来说，需要时间来看清楚这一点。不过，回顾五年前，“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确有很多成功案例。

记者：美国政府去年以来一直尝试切断中美学者的交流，很多中国学者的美国十年签证被吊销，这个事件所传递的信号并不乐观。 

理查德•库珀：我同意这个观点，这也是特朗普决策圈的一大错误。但是，这件事也涉及两方面，最近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前不久哈佛邀请了一位中国学者进行讲座，但是中国政府阻止了这场活动，而不是美国政府。我理解你的说法，中国学者的美国签证被取消，这一点很糟糕，就像特朗普的关税战一样，都是很糟糕的政策。 

记者：有人认为未来中美会形成G2，有人认为中美欧会形成G3，也有人认为未来是一个多极世界，你对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有什么判断？ 

理查德•库珀：人们对于多极世界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我的领域来看，也就是国际经济政策领域来看，世界早就是多极的。美国作为很多国际组织的领导者，提出议案，但并不能强迫其他国家也遵守美国的领导，美国还需要说服他们加入。有时候美国能成功说服其他国家，有时候则不能。 

同样，在一些情况下，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作为领导者，美国也需要遵守规则。比如，组建WTO就是由加拿大提出成立，在国际社会认同之下最终得以组建。所以，在我看来，国际格局一直都是多极社会。不过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可以称之为两极格局，比如《巴黎气候协定》如果不是中美两国达成共识，肯定很难最终签订。 

现在特朗普让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中退出，但我坚信，特朗普离任之后，美国一定会重新加入。总的来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中美的G2格局，但最终整个世界还是多极化的，我并不十分喜欢G2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