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一个离我们既近又远的国家。

北京到朝鲜首都平壤的飞机一个半小时的航程。今年夏天，应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邀请，我随《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团访朝。

进入平壤，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宛如童话般的城市：蓝天、白云，街道整洁干净，绿树成荫，少有汽车的喧闹和人群拥挤的嘈杂；造型各异、新颖别致的公共文化设施和商业大楼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住宅楼群鳞次栉比，沿着市区最繁华的大街向外延伸；巨幅的领袖画像和振奋昂扬的标语牌矗立在街道最吸眼球的地段；蜿蜒清澈、波光粼粼的朝鲜母亲河大同江穿过平壤全城，似玉带般把平壤装点得分外妖娆。

平壤，展露在外的是它的俊秀清丽。而浸润平壤全城、流淌在平壤人血管里的，却是陪同我们的朝鲜翻译徐女士所说的“领袖福”：一种植入骨髓而又溢于外表的对领袖的挚爱之情。

在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热情而又精心的安排下，在平壤短暂的几天，我无时不感受到平壤市民心中充盈着的满满的自信和自豪，幸福像阳光和空气一样洒满飘散在被参观者见到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戴在离心脏最近地方的像章

清晨的平壤大街，流动着匆匆的上班族。无论是从地铁口走出地面或是从公交车上下来的行人，或是骑车、步行者，胸前几乎清一色地戴着红色的领袖像章，它是平壤市民的标配，也是这座城市的一道人文风景。

陪同我们的朝鲜翻译徐女士告诉我们，“像章是戴在上衣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纪念像章分为三种：长方形的金日成、金正日头像并排连成一体的，单个的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小方形像章。据说平壤人戴像章传统是从上世纪50年代兴起，一直沿袭至今。

在平壤陪同我们的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鱼相哲部长和我们相处多日，关系融洽。在每天乘车外出采访时，我和他在专门租用的面包车上常常是并排而坐促膝聊天。一次，我盯着他胸前的像章笑着问他：“能不能给我讲讲你和像章的故事？”

鱼相哲告诉我，他从小学起就有戴像章的习惯，至今已有近40年了。

“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忘记过戴像章的时候？”

鱼相哲沉思片刻面有愧色：“有过一次。现在想起来我还感到内疚。记得那是我上高中时，一次参加学校运动会后回家洗澡换衣服，第二天由于匆忙而忘记佩戴像章就到学校了。看到同学们胸前都戴有像章，觉得自己像另类一样，虽然没人指责自己，但我内心感到空荡、不安，自责不已，当时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才好。”

“你们有规定每个人必须要戴像章吗？”

“没有规定，全是个人自愿。”

“像章从哪里可以得到？商店里有卖的吗？”

“像章不是商品，是我们朝鲜人民对我们敬爱的领袖缅怀的标志。像章必须向单位申请，经过一定程序批准后免费领取。”

“你胸前这枚像章可以送给我吗？”

他摇摇头：“不行。”

“那我怎样才能得到一枚像章呢？”

“你真需要？”

“是的，我想带回中国留作纪念。”

他睁大眼睛正视着我:“你是认真的？”

“当然，我们记者团一行６人都希望得到一枚像章！”

鱼相哲部长迟疑了会：“如果你们真心需要，我可以试试向上级报告申请。”

在此后几天的相处中我再没提及此事。

访朝第5日是我们离开平壤回国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告别晚餐时约定第二天早上八点在下榻的高丽饭店一楼大堂集合去火车站乘车回国。

第二天早餐后我正在房间整理行李，突然接到通知，让我7点45分到酒店二楼会议大厅集合。

我感到有些奇怪，昨晚不是说好8点在一楼大堂集合吗？怎么临时改变时间和地点？

当我们一行匆匆来到酒店二楼会议大厅时，只见鱼相哲部长和朝方翻译徐女士笑眯眯地早已站在那里，随即把我们领进一间会议室。鱼相哲部长神秘地缓缓从随身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巴掌大白纸包，小心翼翼地展开，只见里面露出多个用白纸包裹着的小包。当我们疑惑地瞪大眼睛时，他兴奋地对我们说：“这几天我费了好大功夫终于为你们每人申请到了一枚领袖像章。现在我们在这里举行一个小仪式。”

在这间挂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画像的会议室里，鱼相哲部长神情庄重地亲手为我们一一戴上了像章。

自然而又特别的泪点

到达平壤的第二天一早，在朝方的安排陪同下，我们来到了位于平壤市西南的万景台风景区，它是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开国领袖金日成诞生地。在由几间朴素的茅草屋和一个小庭院组成的金日成故居前，身着朝鲜民族服装的讲解员为我们讲解。没过几分钟，讲解员的眼圈红了，当朝方翻译在翻译时，眼泪也哗哗在掉，我一时感到诧异。后来我才意识到是讲解词中不时出现了“金日成”三个字。

在平壤的第三天下午，记者团一行参观了平壤万景台少年宫。我们依次到民族舞、芭蕾、小提琴、手风琴、书法、绘画、刺绣活动室观摩采访。在平壤，这些儿童课余艺术培训班全是自愿报名，免费参加的。

我们随行一位懂朝语的记者在手风琴教学活动室看完孩子们的排练表演后，采访了一位名叫全雅真的小姑娘，当记者用朝语问她：“你能给我们唱一首歌吗？”这位阳光秀气的13岁姑娘非常大方地应允。顿时，她那稚嫩清脆甜美的歌声在教室里飘荡。

忽然，她喉咙哽咽眼圈红润，晶莹的泪花唰唰地滴落。原来这是一首赞美金正恩委员长的歌曲《没有他我们就不能活》：“他亲切的情谊在我们心中流淌，他的气息日夜温暖着我们的心房......。”

领袖像前的风扇

8月的平壤，正值盛夏，酷暑高温。朝方安排我们参观朝鲜最大的制鞋企业柳园制鞋厂，它也是金正恩委员长曾经视察过的明星工厂。

柳园制鞋厂工程师任义雄领我们来到一栋三层楼高的制鞋车间，我们从一楼爬上三楼参观每层的车间。宽敞的车间没有空调，只稀疏地见到几台家用型电扇缓缓地摇动着，一个个年轻朴实的工人在流水线上紧张熟练地操作着，头上不时冒出汗珠。

在这座三层楼高的厂房每层车间里都有一个标准而又特别的布置：每层车间的正面墙上都挂有一幅在许多场所可见的巨幅朝鲜现任领导人金正恩视察工作的油画，而在画像的右侧都放着一台立式的电风扇：习习的凉风吹拂着画像为它消暑解凉。

一位正在流水线上操作的年轻的朴姓工人告诉我，平壤电力比较紧张，特别是夏天，他们已经习惯了在高温下工作。他指着车间正面墙上的那幅画像：“领袖正注目着我们，我们仿佛感到领袖和我们在一起，工作起来浑身是劲。金正恩委员长在视察我们工厂时曾勉励我们要多生产运动鞋满足人民的需要。”

不懂“按揭”的朝鲜姑娘

在离开平壤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参观了位于大同江畔的为纪念金日成70寿辰于1982年建造的“主体思想塔”。随后讲解员张春英带我们乘塔内电梯登上高184米的平壤最高处的塔顶俯瞰平壤全景。

夕阳映照下的大同江如诗如画，清风徐徐惬意醉人。穿着红裙绿衣朝鲜民族服装的张春英显得素净、淡雅、轻盈，在晚霞映照下，美丽和幸福像花儿一样开在她洋溢着青春的脸蛋上。

今年34岁的张春英毕业于平壤金日成大学英语专业，又自学中文，如今是主体思想塔管理所的一位流利的双语讲解员。她笑盈盈地告诉我们，她有一个六岁的女儿在上幼儿园，丈夫是一位普通的公职人员，七年前结婚时政府免费分给了她一套90平方米的新房。

谈及现在的生活状况，张春英说：“在伟大领袖金正恩委员长领导下，我们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政府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住房、看病，小孩从幼儿园到中学、大学教育都免费。”

“你中文说得这么流利，是在中国留过学吧？”

“我没有出过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中国的北京看天安门，登长城，到上海看东方明珠塔。”

她转而好奇地问我们：“你们北京的年轻人结婚也是分配住房吗？有多大面积？”

我一时哑然后又马上反应过来：“过去我们实行过住房分配制，但早已取消。中国人现在的住房条件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年轻人一般都是自己按揭买房，他们可以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房产。”

“按揭？”她一脸茫然。

确实，“按揭”这个词对生活在平壤的张春英来说有点陌生。

心怀领袖

在万景台少年宫的影廊上挂着一幅幅学生才艺活动的照片，其中有一幅格外显眼：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俯身站在一位满脸稚气，仅高出练习书法的书案一个头的小姑娘旁，神情专注地看着她握豪习字。

凑巧的是，我们参观那天照片上这位名叫方美玲的姑娘就在书法活动室练习书法。当我们来到书法活动室时，只见十几张书案旁站着一个个学生正低头研墨习字，书法老师从这张书案转到那张书案给学生们讲解指点。在书法老师的引领下我们来到正埋头习字的方美玲身边，只见穿着白衣系着红领巾的她比影廊照片上的那个小姑娘明显高出很多，此时她正在俯身写一行工整秀丽的朝文：“世上别无所羡”。

书法老师告诉我们，四年前就是在这张书案旁，金正恩委员长俯身笑着看年仅四岁的方美玲写字。第一次见到金正恩的方美玲显得有点紧张，提笔写下了“敬爱的金正恩”却又一时想不起后面的词语，只好重复地写着“金正恩”、“金正恩”......从那时起她开始努力认字，苦练书法。

那时还是幼儿园小朋友的方美玲如今已是小学二年级学生了。她期待有一天金正恩再来这里，“让我们敬爱的金正恩委员长看一看我写的书法。” 她慢声细语地说。

在平壤期间，我们同朝夕相处的鱼相哲部长相谈甚欢。在我们从平壤到板门店参观来回几个小时的路途中，友好随意、漫无边际的聊天驱散了旅途的单调和疲劳。

同行的一位记者开玩笑地对鱼相哲部长提出了“过分”的要求：“我们《中国新闻周刊》能够采访到金正恩委员长吗？”

鱼相哲部长顿时一脸茫然。

记者随即补充道“我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多次采访报道过许多国家的总统、总理和联合国秘书长等政要的。”

鱼相哲部长神情诧异而又质朴：“我们的领袖不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你们说的那些国家领导人和政要怎么可以和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正恩委员长相比？他们的学识能力水平同我们敬爱的金正恩委员长不可同日而语；还有，那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几年的事，而我们的领袖是永远的！”

霎那间，车内刚才还是轻松的气氛一下变得凝固静默，鱼相哲部长纯朴的“神回答”令我们一时无语。

这，就是平壤，味道特别的平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