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今天，这个人死了，整个美国沸腾了……（组图）

8年前的北京时间2011年5月2日，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海豹突击队员击毙。

本·拉登被击毙的过程已经被许多媒体报道分析过了，但行动前的部署、筹备工作却并不为多少人所知。

那么，这位极端组织的“领袖”为何难以被找到，究竟有何躲藏方法？美国是如何通过一名“信使”，顺藤摸瓜的找到本·拉登的？为什么论证了半年多都无法确定嫌疑对象真的是本·拉登？击毙本·拉登后，美国总统为何迟迟不公布消息？分析本·拉登留下来的信件资料后，CIA又有何意外的收获？

今天，库叔分享前美国中情局副局长迈克尔·莫雷尔的文章，他曾参与制定和指挥抓捕本·拉登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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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登消失了

自本·拉登在阿富汗的多拉波拉从我们的眼皮底下逃脱之后，他便真正消失了。谣言满天飞，也有人说“亲眼见过”，但关于他在哪里、准备做什么，我们事实上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因为他的安保工作做得很好。有些观察家猜测说他可能已经死了。我们根据极少的证据认为他还活着，很可能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某个地方。他仍然是“基地”组织的精神领袖，但已经不是行动头目了。我们估计“基地”组织的日常管理工作已经移交给了他的副手艾曼·扎瓦希里。

我们CIA（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努力抓捕他，并且从未放弃，但对抓捕有用的情报少得可怜，不免让人大为沮丧。同样令人沮丧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们要经常面对国会、白宫和媒体的同一个问题：“你们怎么还没有抓到本·拉登？”

（图为迈克尔·莫雷尔 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我们的一位资深行动官员用一句略带讽刺的俏皮话回答了那个问题，但那是真话，他说：“因为他藏起来了！”

我们试图定位本·拉登藏身之处的做法非常系统。我们倾注了大量心血了解并寻找他的藏身之处，但收效甚微。另一条线索是关注他在公开场合的发声。本·拉登时不时会发布一条音频声明，偶尔还会发布一条视频，CIA分析员抓住每一个机会研究技术细节、图像、背景等信息，试图找到蛛丝马迹，表明哪怕是本·拉登藏身的大致范围。我们试图逆向分析那些信息是如何从本·拉登处传到媒体的——看看我们能否回溯到源头。我们投入了大量资源，尤其是分析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但这一方法也未能给我们带来回报。

我们的另一个做法是研究他是如何与最近的下属联络的，试图利用那条联络路径找到他。我们猜想本·拉登足够狡猾，不会利用现代化的通信手段，而是依赖信使与他的恐怖主义组织保持联系。从2002年开始，我们从被羁押者那里得知，有一个人在“9·11”事件之前曾为本·拉登效力，在“9·11”事件之后则为KSM跑腿儿。KSM这个假名的全称是阿布·艾哈迈德·科威提（Abu Ahmed al-Kuwaiti），他可能就是与本·拉登生活在一起的那一类人。

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了解到阿布·艾哈迈德的真名，又花了好几年才确定他的大致方位——在巴基斯坦境内。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动用了CIA的力量招募人员，并动用了国家安全局的力量搜集通信情报。其后，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精确地定位阿布·艾哈迈德的所在地，盯上他、跟踪他，并让他带我们找到下一个头目。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与本·拉登直接联系的那个信使，还是仅仅是层层信使中的一个。但我们希望如果找到了他的住地，他会以某种方式让我们找到他的上司。

2

找到“信使”了

我们每周要开三次反恐会议，在2010年8月举行的那次会议上，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们对帕内塔局长和我说，他们需要在会议结束后与我们单独谈谈，有事要向我们报告。那算不得异常之举，因为反恐中心常常会有敏感信息告诉我，我们称之为“开小会”。但那天的小会是我参加过的意义最重大的一次。

“我们找到了那个人，确信他就是阿布·艾哈迈德。”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们。他们说“他住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离巴基斯坦最主要的军校（其地位等同于西点军校）不远。反恐中心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们阿布·艾哈迈德的经历和他追随本·拉登的历史，但不确信他是不是本·拉登的信使。

（图为本·拉登 图源：新华网）

他们还表示，阿布·艾哈迈德和他的兄弟阿布拉尔住在一起，这兄弟俩采取了大量的行动安全措施，例如他们俩只在出了阿伯塔巴德城几英里之后才会打开并使用手机，这让反恐中心的官员觉得其中必有隐情。

反恐中心的简报员将两兄弟居住地的卫星照片分发给我们。那是一处院落，围墙高有3.5-5.5米，上面密布着带刺的铁丝网。住地内似乎还有内墙将整个院子分成几部分，奇怪的是，最大的那间屋子竟没有窗户。更奇怪的是，这幢建筑的第三层有一个室外露台，被隐蔽墙围了起来。“谁会给露台建围墙？”帕内塔问道，“露台不就是为了看风景的吗？”“没错。”一位分析员说。

有趣的是，在那天的会上，大家明显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却没有一个人说出来——本·拉登有可能就住在隐蔽墙后面。我后颈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但尽力让自己不要过于乐观。帕内塔说出了CIA反恐中心已经知道的事情——我们要详细了解AC1及其住户的情况，AC1是CIA为阿布·艾哈迈德位于阿伯塔巴德的院落设定的代号。

3

至高的保密级别

接下来的几周，反恐中心一直未间断向局长和我通报关于该院落的更多情报。反恐中心了解到，两兄弟花了一大笔钱买下了那处地产，但他们没有明显的收入来源；这个大院比该地区的其他住家都大，也更值钱，却没有安装电话和互联网；两兄弟以化名住在阿伯塔巴德，而关于他们的这一住处，他们的妻子都在对自己家里的其他人说谎。关于这个谜题的另一个情报是，院落中的住户是自行焚烧垃圾，不像附近的其他人那样等人来收垃圾。此外我们还发现，有很多孩子住在这个院子里，但没有一个去上学，这在巴基斯坦的高档社区里实属罕见。所有这些都很可疑，但无法证实什么。

我们把这些情报送往白宫。最先知道情报的是我的朋友和一同共事的CIA官员约翰·布伦南。布伦南立即看出了这条情报的重要意义，让我们将同样的简报告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吉姆·琼斯将军和他的副手汤姆·多尼伦。这两位又请我们通知奥巴马总统。所有这些简报会都是在位于白宫西翼一间装有护墙板的地下战情室里进行的。

9月21日，我们向最高统帅回顾了我们对信使发生浓厚兴趣的这段历史，从几年前通过“基地”组织的在押犯获得的信息，到最近从那个院落观察和了解到的情报。我们告诉总统，除了两兄弟外，似乎还有一两个人住在院子里，并突出强调了阿布·艾哈迈德和他的兄弟有可能窝藏了本·拉登。总统下达了两个命令：第一，他希望获得更多关于那处院子的信息；第二，关于我们当前所知的一切，他命令我们不要向任何人通报。与总统共事的那些年，他从未对其他任何事务有过如此严格的保密命令。

（图为CIA的标志）

在CIA，你得习惯于处理敏感信息，但在我33年的CIA工作生涯中，没有比关于本·拉登的情报控制得更加严格的信息了。直到突袭前几周，国务卿才从白宫知晓该情报，因为关于我们是否该立即采取行动的讨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也是在突袭前几周才被告知，因为我们需要考虑“基地”组织可能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美国司法部长、FBI局长和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都是在突袭前一两天才知道消息的。

在首次对总统通报情报之后的数周和数月，白宫召开了很多后续会议，且安保级别都很高。布伦南安排会议，确保会议主题不致外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方日程表上，那些会议被列为“无关紧要的会议”。每次我们开会，战情室内的安保摄像头都会被关闭。每当工作人员进来给总统送饮品，大家都会停止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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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新情报

鉴于总统命令我们掌握更多关于那个大院的情报，我们集思广益，探讨如何才能获得更多信息，了解清楚藏在AC1那几面墙后面的人和事。几周以后，帕内塔因为没有人想出好主意而有点儿不耐烦了，开始用他自己的想法轰炸CIA反恐中心的人。他的主意可多着呢，他问：“我们能否拧开那个院落排放污水的管道，对流出来的水做DNA测试？”大院外面有几棵树，他问能否让我们的人爬上树安装监控摄像头。（显然帕内塔不是唯一一个想到这个办法的人，因为没过多久，就有人看到阿布·艾哈迈德和他的兄弟在院外砍伐那些长得好好的树。）

11月5日，帕内塔在他的办公室举行了会议，他要求在几天内把一份列有10个建议的清单分别提交给他和我。他的幕僚长杰瑞米·巴什更过分，命令反恐中心把他们能想到的一切（不管行动上可行与否）都写在一张纸上给领导过目。反恐中心确实这么做了，提交了38个五花八门的点子。这份所谓的“38表”洋洋洒洒几页篇幅，它还真管用，局长很满意。

(图为本·拉登藏身的院落 图源：新华社)

有些情报搜集工作还是颇有成效的。2010年秋，我们又掌握了两份情报，强化了关于本·拉登可能就在阿伯塔巴德那个大院里的论断。

第一，我们了解到，还有第三个家庭住在那个院子里，其规模与我们认定的本·拉登在此时应该有的家庭规模大致相当，而且这第三个家庭中的成员从未离开过大院，邻居们也对他们的存在一无所知。反恐中心的分析员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虽说这个大院的所有人是阿布·艾哈迈德和他的兄弟，但住在主屋中楼上两层的却是这三个家庭，那是屋里最好的位置。这是我们的分析员予以重视的许多有趣的数据点中的一个。

第二，我们发现阿布·艾哈迈德仍然在圈子内——他仍然在为“基地”组织工作。这一情报是解开整个谜题的重要一环，它排除了我们担心的一种可能性，即阿布·艾哈迈德只是个前恐怖主义者，已经不再为“基地”组织工作了。

我们在2010年12月10日将这份新情报通报给总统，这次，总统请我们考虑，一旦他决定采取行动，美国应该如何追捕本·拉登，即“终结方案”或“行动构想”。起初，他命令我们不要让军方参与该计划，但帕内塔和我却已向国防部的高层通报了情况，包括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副主席胡斯·卡特赖特和国防部次长迈克·维克斯。我们开始在反恐中心和特别行动处（SAD，CIA的准军事部门）为各类不同的行动制订计划。

2011年1月24日，总统请我们将军事事项纳入讨论。在帕内塔和我的建议下，他决定让我们去找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JSOC）统帅、海军中将比尔·麦克雷文（Bill Mcraven）。军方的特种行动人员曾几乎每晚都在阿富汗实施我们正在考虑的那种突袭。

几天后，麦克雷文在迈克·维克斯的陪同下来到CIA，他在我的办公室加入了这次行动。他听取了情报，没有表达任何个人感情，只是说“干得漂亮”，还说他会派两名最出色的行动计划人员来帮我们。两天后他们就来了。不久，麦克雷文来找我，要求在行动中加入一些空袭计划人员，因为直升机完成的地面突袭需要空军的支持。我说没问题。我还答应了国防部的要求，让空袭计划人员看了突袭方案。这是十分必要的，但知情者的增加难免让我有些担心。

5

多种计划

CIA官员和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军事计划人员整合出一套行动方案，并呈交总统过目。这套方案包括一次秘密袭击、一次通过直升机空降部队展开的地面袭击和一次以秘密方式将军队送达的地面袭击，等等。我们也曾考虑让巴基斯坦自己实施袭击，为迫使巴基斯坦采取行动，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今晚要突袭这个大院，希望你我能并肩战斗。”但是，巴基斯坦也好，我们的其他同盟也罢，都不知道我们一直关注着阿伯塔巴德的这个院子。

每个计划都有其不足之处。

以空袭为例，它会导致院内妇女和儿童死亡、会令马路对面院子里的那一家人死亡，还会（几乎一定会）给附近的居民造成附带伤害，毫无疑问，因为有些武器瞄不准目标。我们有必要使用大量武器，包括掩体爆破炸弹，以防院内有地下室或隧道。此外，可能没有机会通过文件、材料或在场人员搜集信息，没有机会百分之百地证明我们的确抓到了本·拉登。

秘密运送部队的地面行动也有缺点，那就是需要行动队秘密潜入巴基斯坦，并且很可能必须杀出一条路来。这样一来，很可能造成美国士兵伤亡或被俘。通过直升机运送部队的地面行动的风险则是会造成美国士兵伤亡，并且巴基斯坦军方很可能会在直升机进入阿伯塔巴德之前就发现我们的行动。

任何涉及巴基斯坦的行动方案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大院的住户可能会接到密报并逃走。我们并不担心巴基斯坦官方会把消息透露给本·拉登，但巴基斯坦一方涉及的人员太多，无法保证没人走漏消息，也无法保证政府或军队内部某个“基地”组织的同情者不会采取行动保护本·拉登。

我们开始计划向总统进行一次重要汇报。多尼伦那时已经被提拔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想首先听取汇报这一点毫不奇怪，因而将汇报日期定在了3月4日。帕内塔和我希望在见多尼伦之前做一次模拟练习，所以在2月25日，我们和美国军方高层一起在帕内塔局长的会议室预先将汇报演练了一遍——该汇报将涵盖所有相关情报和我们已制定的所有备选行动方案。但这次我们还有新消息要透露。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按比例制作了一个大院的模型，模型大小约1.2米见方，帕内塔和我走进会议室时，它就被放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模型的精确度极高，甚至连树木和灌木丛的位置以及圈养动物的笼子大小和位置都极为精确。

预备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为多尼伦做的简报也一样顺利。会议一开始他就问，就各种备选方案而言，我们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实施行动，因为总统担心我们的行动速度不够快。多尼伦还对最终的总统简报会做出了指示，他说：“你们要重点说明为什么判断本·拉登就藏身于此。”

在我们关于各种终极备选方案的讨论中，CIA官员偏爱一个能让他们参与行动的方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CIA追捕本·拉登10多年，他们希望能在最后一击中有所作为。这可以理解，但帕内塔和我都非常清楚，地面行动必须由JSOC来实施。针对此事，他在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帕内塔对我说：“还是让专业人员来做此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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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抉择

3月14日的会议是总统召我参加的最重要的一场会议，我们深入探讨了两个问题——情报和备选行动方案。在情报问题上，我们向总统言明要点，即我们认为“阿布·艾哈迈德很可能将本·拉登窝藏在阿伯塔巴德的这个大院里”。我们强调当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本·拉登就在那里，只有强有力的间接证据。

我们详细讨论了每个终极备选方案。因为有向袭击目标泄密的风险，总统立即否定了涉及巴基斯坦人的方案。总统还否定了将部队秘密运送至巴基斯坦的地面袭击方案，那太复杂了，在行动结束后，我们很难将部队撤离巴基斯坦。会议结束时，我们只有两个备选方案了，即空袭以及通过直升机运送部队的地面袭击。总统明确表示他希望行动时间越早越好，虽然他并未明说，但那天会议结束时，许多人都觉得他倾向于选择空袭。

3月29日，我们再次与总统见面。因为担心附带伤害，他一开始就否决了秘密空袭的方案。总统认为通过直升机运送部队的地面袭击是最佳方案，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本·拉登到底在不在那里，能够现场获取重要情报，最小化非战斗人员的伤亡。他问比尔·麦克雷文是否认为此举可行，麦克雷文说：“总统先生，我只有演练之后才能明确无误地告诉您可行与否。我会在两周后给您答复。”

由于CIA预先想到会有这一天，我们建造了一个与阿伯塔巴德的院子大小完全一样的实体模型。在那里，麦克雷文将他在行动中要派遣的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召集在一起，第一次向他们通报了潜在目标的情况。来开会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为是要让他们去抓捕卡扎菲。直到面对我们建造的阿伯塔巴德大院实体模型，他们才知道袭击目标的真实身份。那天，我们的首席行动官员对海豹突击队队员说：“这次我们不去利比亚。我们已经找到奥萨马·本·拉登，你们的任务是去抓捕他。”虽然他们力求掩饰激动的神情，但队员们显然心潮澎湃了。在我们的基地训练并在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基地进行实战演练之后，海豹突击队准备出发了。

（图为2011年5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参与行动的海豹突击队士兵 图源：新华社/美联社）

海豹突击队虽然隶属美国军队，但总统明确表示，CIA将是这次行动的指挥方。因为总统希望行动秘密进行，如果很遗憾本·拉登不在那里，袭击行动也没有被巴基斯坦人发现，美国将尽可能对行动不事张扬，表现得若无其事。这就意味着行动的指令是从美国总统传达到CIA局长，再传达给JSOC统帅。连美国国防部长都被排除在这次行动的指令范围之外了。JSOC的人将被临时派遣到CIA来执行这次行动。

我们与总统的会面日益频繁。4月就有过3次会议。月中，麦克雷文向总统通报了团队演练的结果，他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实施行动。”麦克雷文建议，如果要发起袭击，最好安排在4月30日深夜。夜间四周漆黑一片，戴夜视镜的人将占有巨大优势。

不过，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备选方案待审核——联合计划团队从未认真研究过这个方案。该方案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将领卡特赖特提出的，与大院中那位被CIA称为“踱步者”的人有关。我们能够确定，有一名男子经常孤身一人在大院正屋旁边的小树林里散步。每个人都认为那是本·拉登，但我们无法走近确定他的身份，哪怕是身高都无法确定。帕内塔请专家们目测踱步者的身高——本·拉登的身高远超1.8米，很遗憾，得到的答案是“1.5-2.1米”。这一分析并未能将形势向前推进一步。

在一次会议上，卡特赖特言明立场，说那位在院中踱步的神秘男子很可能就是奥萨马·本·拉登，我们可以用一架无人飞行器直接从院中把他抓走。CIA曾经从某个消息来源获知卡特赖特可能会提出这一建议，我们不同意这么做，于是我坚决反对。我说，如果本·拉登在院中，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卡特赖特对那位踱步者的身份判断是正确的。我还指出，虽然美国近年来使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丰富，但并非所有战斗都能取得成功，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爆炸的物理过程。我争辩道，如果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可以抓住他。但是我们根本抓不到他，或者本·拉登从突袭中逃走的可能性都不可小觑。

另一个问题是，巴基斯坦对我们入侵其领土会做何反应。如果巴基斯坦提前发现了这次直升机机降部队突击，或者其反应速度超出所有人的预料，麦克雷文计划让他的手下在大院中缴械投降，再由高层官员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有一天在会议结束时，总统给麦克雷文下达了一个新的指令。他不想让麦克雷文的部下在巴基斯坦的监狱里待上几个月，应该重新商讨一个外交解决方案。总统否决了这个方案，他说：“万一遭遇那样的情形，你们必须背水一战。”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决定，看到麦克雷文的脸色，我知道他也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7

本·拉登到底在不在院子里？

在4月召开的那些会议中，我们长时间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本·拉登住在那个大院里的概率到底有多大。连续几周我们一直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首席分析员说她有95%的把握确定本·拉登就在那里。高级分析员（也就是为总统做简报的人）说他有80%的把握。

反恐中心的分析员当然很清楚CIA曾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有过失误，那时，CIA之所以犯下重大错误，就是因为全盘接受了间接证据。但分析员反复核查这份情报，自问：“还能做出什么别的解释吗？”他们从伊拉克失误中汲取教训，在其简报中列出了其他所有可能的解释，但都不如本·拉登就在那里的这种解释有说服力。反恐中心的主任还多做了一步，他召集了一个“紧急小组”，组员都是他信任的CIA分析员，他们很聪明，但都没有参与过这次行动或分析。他请紧急小组的组员们彻底核查情报，并向他报告有没有疏漏之处。组员们核查之后，也支持本·拉登就在那里的结论，尽管没有反恐中心的分析员们那么确信。紧急小组有50%-80%的把握，而我自己有60%的把握。

（本·拉登藏身院落示意图 图源：财新网）

各种估计不一而足，难怪总统有些困惑，他问帕内塔为什么大家给出的概率数字相差如此之大。帕内塔马上转过身对我说：“迈克尔，要不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用了几秒钟时间整理思路，继而向总统解释说，大家对概率的判断差距之所以大，并不是因为人们获得的情报不同；我向他保证，每个人分析的都是同一套数据。我对他说，事实上，判断差距反映的是个人经验的不同。反恐中心的人倾向于认为概率较高，他们因过去几年的成功而对自己的判断更有信心，毕竟他们粉碎了一个又一个恐怖主义计划，消灭了一个又一个“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而包括我在内的判定概率较低的人，则因为经历过情报失误而对分析判断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尤其是我们拿到的都是间接证据。我的情况是，CIA在战前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判断失误始终是我的心头重负。事实上，我告诉他：“总统先生，我认为2002年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间接证据，要比现在我们用于证明本·拉登住在阿伯塔巴德的大院中的证据还要有力。”我补充说：“即使我们在院中已经安排了一个线人，该线人告诉我们本·拉登就在那里，我的成功把握也不会高达95%，因为线人总会说谎，会搞不清楚状况。”

迈克·维克斯后来对我说，当我说到我们当时关于伊拉克的证据更有力时，房间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他看来，总统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也完全理解了我说的内容。总统继而问道：“迈克尔，如果你只有60%的把握，会不会不选择突袭行动呢？”“不，总统先生，”我说，“即使只有60%的把握，我也会选择实施突袭行动。鉴于这一次涉及的人物如此重要，我们的证据已经足够有力了。”总统后来对人们说，他自己对于本·拉登住在大院中的把握只有50%。

几位知情的高级官员热烈地讨论了是否实施突袭行动的问题。有人认为风险太大。副总统则对情报信不过，担心任务失败可能会影响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还有国防部长鲍勃·盖茨，作为一名职业CIA官员和CIA前局长，他居然也说情报不够充分，认为让美国军队参与行动太过冒险。他还提到这类军事行动几乎总是出错。他屡次提起“沙漠一号”的悲剧，那是在卡特执政时期，美国为解救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中被扣押的人质而采取的一次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他对我们说，30年前，在那场悲剧发生时，他就坐在同一间战情室的会议桌前。国防部长认为，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就应该选择无人机。卡特赖特也反对突袭，也认为无人机方案是更好的选择。

然而，除了上述3位外，国家安全团队的其他成员都赞成实施突袭行动。但即便人们已经就此达成共识，仍有一派认为我们应该等到有更确切的情报之后再行动。帕内塔和我做出了3点回应：（1）没人能保证等待的时间更长就会获得更多的情报；（2）得知情报报告和分析的人越来越多，这些情报随时可能泄露，会有人给本·拉登通风报信；（3）即使没有收到警报，也不能保证本·拉登不会另觅他处安家，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里是这位“基地”组织领导人的长期住处还是临时住处。没有全天候监控（根本就不可能全天监控），后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会让我们不得不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帕内塔提出的论点或许是最有力的，每个人对此都心知肚明，但没有人愿意说出来。他暂时放下政策意见提供者的身份，仅仅作为情报提供者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一直秉持着一个简单的原则——美国人民会如何看待？”他补充道：“我认为，毫无疑问，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即使他们跟我们一样信心水平差异极大，他们也一定希望我们实施行动，抓捕那个必须对‘9·11’事件所有死难者负责的人。”这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见解。

8

最终决断

在战情室召开的最后一次“无关紧要”的会议上，总统让高层领导者们表决他们是否赞成实施行动。副总统和鲍勃·盖茨表示不赞成，其他人都赞成。但第二天早晨盖茨身边的3位级别最高的官员，包括迈克·马伦海军中将、迈克·维克斯和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都来找盖茨，力图说服他赞成实施行动。在近一个小时的会议之后，盖茨打电话给汤姆·多尼伦，说他改变主意了，现在他赞成实施行动。出于多种原因，我一直很崇拜鲍勃·盖茨，他乐于接受他人的意见、愿意倾听下属的意见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图为本·拉登被击毙的地点示意图 图源：新华社）

在整个过程中，只有两件事情始终如一——我们一直在尽力获取更多情报，也一直在质疑分析员到底有多大把握证明本·拉登就在那里。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仍无法获得更多有用的情报，帮助总统决定到底要不要对阿伯塔巴德的大院展开行动。

分析部门在最后的“行动”决定之前，又新成立了一个紧急小组。2011年4月，布伦南希望评估一下如果我们抓住本·拉登，“基地”组织会如何实施报复，这是他的分内之事。要考察这个问题，他就需要得到国家反恐中心（NCTC）的帮助。除了关注手头的中心任务——“基地”组织可能采取哪些报复行动，该组织的领导人迈克·莱特尔还向布伦南建议，由NCTC组成一个正式的紧急小组，评估CIA分析员得出的本·拉登就在阿伯塔巴德的结论。

布伦南和莱特尔两人都来问我的想法。我很清楚CIA反恐中心本身做出的另外一种分析，也知道反恐中心主任亲自下令成立了紧急小组。我虽然觉得这么做有些多余，但仍然表态说：“为什么不呢？”要做出一个如此重要的决定，怎么小心谨慎都不为过。因此莱特尔召集两名NCTC的分析员和两名CIA的分析员组成了一个紧急小组，并将他们派往他的办公处所，再次审核该情报。这4位分析员未能达成共识，他们的意见很不统一。其中一人说本·拉登住在那里的概率是60%，另外两个人对此事的把握大概有50%，还有一人认为概率只有40%，我觉得他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他认为本·拉登根本就不在那里。每一位分析员都觉得，关于我们在大院看到的一切，本·拉登就在那里的结论就是最好的解释。即使如此，莱特尔仍然将团队的结论通报给了总统，重复了我先前就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说的那些话，这是在冷静地提醒总统，得出本·拉登就在阿伯塔巴德这一结论的证据严重不足。

4月29日，就在我们与总统会面的前一天，帕内塔局长办公室的保密电话响了起来，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伦打来的。他通知我们，总统已经下令实施行动。帕内塔感觉到那将是历史性的一刻，就手写了一份备忘录作为记录。他写道：

接到汤姆·多尼伦的电话，说总统已经决定对AC1实施行动，决定发动突袭。行动的时间安排、行动决策和指挥都由麦克雷文海军上将负责。行动指令是向大院发起进攻，抓住本·拉登，如果他不在那里就撤退。上午10点45分，麦克雷文海军上将传达了这些指令。

9

抓住的到底是不是本·拉登？

这个星球上只有几个人知道如此重大的事件即将发生，而我是其中之一，每个人都对结果一片茫然，我完全无法描述当时心中的万般感慨。

4月30日巴基斯坦的天气很糟糕，麦克雷文决定将行动推迟一天。5月1日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左右，大家确信巴基斯坦的天气很适合，行动就要开始了。

在突袭行动中，有一架参与突袭行动的直升机在大院上方低空飞行时坠毁了，那可让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在场的海豹突击队员的安全。随后第二个念头很快便冒了出来：“看来鲍勃·盖茨警告得没错，只要实施这种行动，就会有糟糕的事儿发生。”我还想：“看来行动是没法秘密进行了。”那肯定会把阿伯塔巴德城里的所有人都惊醒的。CIA官员注意到附近的居民纷纷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谢天谢地，当地没有立即启动安全响应，突袭总算没有被扼杀。

直升机坠毁时，我注意到麦克雷文海军上将非常冷静，一点儿都没有惊慌。他的大将风度让我冷静下来。直升机坠毁发生短短几分钟之后，麦克雷文便宣布没有人受伤，行动继续进行，并安排一架备用直升机替代那架坠毁的直升机。之所以还有备用直升机，是因为总统之前坚持准备一架备用机，以备作战团队撤离时使用。

（图为坠毁的飞机 图源：环球网）

然而，在突袭结束之后，我们仍然无法确信抓住了本·拉登。

在参与行动的直升机离开巴基斯坦领空之后，我和帕内塔去白宫见总统和他的高级国家安全团队，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如果总统这时宣布本·拉登已死，而过几天他却又活蹦乱跳地出现了，这可是谁都不想看到的情形。在场的海豹突击队员们说，他们认为死在三楼的人看着像本·拉登，还说他们审问了屋里的几名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个说死去的那个人是“奥萨马族长”。

即便如此，仍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证明那个人就是本·拉登。尸体被运达阿富汗后，麦克雷文曾将它平放在飞机棚的地板上，并请他手下一位个子较高的队员躺在它旁边，估计一下那个死者的身高，看看是否与传说中身高足有1.92米的本·拉登相符；看样子身高差不多。CIA的科技专家动用脸部识别技术，说他们有90%-95%的把握认定我们抓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我把这一分析结果通报给总统。但他认为，只要有一丝一毫的不确定性，他就不应该将这个消息通知给公众。

有人说我们可能要等到第二天，拿到初步的DNA分析报告后再通知公众，或者再等一天，直到最终的DNA分析报告出炉。直到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海军上将打电话给他的巴基斯坦同行阿什法克·卡亚尼（Ashfaq Kayani）将军时，一切才有了起色。马伦还未开口说话，卡亚尼就告诉他，本·拉登已被抓获。得知了这个消息，并且确信消息已经开始走漏，总统才觉得可以向全世界宣布此事了。

【注：5月2日早上，我们收到位于阿富汗的美国军事实验室发来的初步DNA测试报告，结果是阳性的。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又收到了美国的一个实验室发来的最终DNA测试报告。该实验室称，尸体不是本·拉登的可能性只有万亿分之一。】

晚上11点35分，总统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我坐在战情室的一把椅子上观看他的讲话，就是在这间战情室，我们制订了那么多规划，行动才最终得以实施。然而，事实证明我那天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媒体对袭击事件的兴趣之浓厚，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因此白宫新闻办公室召开了一次“媒体吹风会”。

我要负责向媒体解释，是什么情报促使我们得出本·拉登很可能就在那处院落中的结论。我解释得很小心，没有泄露任何机密情报。在我之后是国防部次长迈克·维克斯，他就突袭行动本身通报了媒体。

当帕内塔局长和我走出西翼大楼，走上西行政大道时，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们的警卫正等在那里接我们回家。我们听到附近的拉法叶广场上有狂欢者在高喊“美国、美国、美国，CIA、CIA、CIA”，那种感觉很不真实，我自言自语道：“我再也听不到有人这么喊了。”帕内塔和我拥抱在一起。那是我们那天的第二次拥抱，第一次是在突袭行动过程中，也就是在海豹突击队队员进入地面作战19分钟后。

接下来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满足和欣慰，我从未如此百感交集。

10

额外的发现

2011年8月，我首次担任代理局长期间，在家阅读一些材料。大约一半的材料是我们的反恐分析员们撰写的，列出了他们在突袭本·拉登期间挖掘出的宝贵文件中都获取了哪些情报。我一直在等待这份文件，所以静下心来，开始认真地逐字阅读。

大多数读到的材料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对本·拉登位于阿伯塔巴德办公室的文件进行挖掘的众多成果之一是，“基地”组织仍随时准备对西方发起攻击。那些文件表明，在被击毙前的几个月里，本·拉登还在忙着与他手下的主要行动人员讨论在美国发动足以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以及如何打击全球石油工业的运营基础设施——石油管道、终端和油轮。石油工业一直是“基地”组织的打击目标，2006年2月，“基地”组织对沙特阿拉伯的艾卜盖格石油加工厂发起袭击，那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加工厂，沙特阿拉伯出口的一半石油都要在那里加工。此外，不出所料，本·拉登强调了“基地”组织始终有意向袭击商务航班。

（图为2012年2月26日，巴基斯坦开始拆除本·拉登藏身的院落 图源：新华社）

我继续往下读，并沉浸在那份文件中。被缴获的文件也明确表示，到那时为止，美国仍然是“基地”组织的首要目标。本·拉登将我们看作头号大敌，称我们为“异教徒之首”。尽管美国及其盟友极大地打击了“基地”组织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以外行动的核心领导层，但“基地”组织以及受它启迪而成立的类似组织仍然热衷于攻击我们，且仍有能力造成巨大伤害。读完全部材料，我坐在那里。那份文件再度印证了我对该组织的所有直觉。

出乎我意料的是，分析员明确表示我们在突袭前对本·拉登在该组织中所发挥作用的理解是错误的。在突袭前，我们以为是本·拉登的副手艾曼·扎瓦希里管理“基地”组织的日常运营，事实上相当于“基地”组织的CEO，而本·拉登只是该组织的精神领袖，相当于“董事长”。

但对文件进行挖掘后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结果显示本·拉登不仅在阿伯塔巴德远程运营着“基地”组织，他也是该组织的微观运营者。他亲自批准人事任命和运营费用，并亲自参与袭击的策划工作。他仍然亲自参与恐怖主义日常运营，且亲自管理着“基地”组织在全球与日俱增的分支机构，尤其是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当然使得从战场上除掉本·拉登的意义大大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