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中国生父终于从白人养父手中夺回女儿,然而故事结局太狗血(组图)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开始……
最近电视剧《都挺好》在热播中,有关原生家庭关系也引起很多人的反思。
今天看到了一个老故事,很多年前,这也算是一个轰动了中美两地的大新闻。
大家对这个故事的“结局”或许还停留在10多年前,“大团圆”的结局让很多人感到欣慰。
然而,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开始,故事发展到现在,已经不能用“狗血”来简单形容。
这是2019年至今,看到的最令人感触的故事……
这是故事的主人公贺梅。
这一年她刚刚从美国回到中国,在机场受到了当地记者的欢迎,记者还送给她一个洋娃娃。
这是贺梅一家。
2008年2月,他们落地湖南长沙。爸爸贺绍强手里捧着一束欢迎团送的鲜花。
这是一场7年官司的结束,却也是另一场故事的开始……
轰动中美的贺梅案
时间一晃过去了10多年,当年备受中美两地华人关注的贺梅案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
这里简单讲述一下她的故事。
1995年,贺绍强来到美国留学,两年后又获奖学金和助教津贴进入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
贺梅的妈妈罗秦以陪读身份来到美国后,很快怀上贺梅。
但是,在罗秦怀孕期间,贺绍强被来自中国的另一名女生指控性侵害。
这样的指控在美国是大事,事件让贺绍强一家陷入经济、法律和移民身份的多重困境。
当时,乱成一团的夫妻俩无力养育刚刚出生不久的贺梅。贺绍强于是签订了一份法律文件,将4个多月女儿贺梅的临时监护权移交给当地一对白人Baker(贝克)夫妇。
但是,这份用来过渡的临时监护权文件没注明任何时限。
10个月后,中美两家为女孩的抚养权进入法律拉锯战。
官司一打就是7年多。等到何绍强夫妇最终获胜,贺梅已经8岁了。
据悉,这场官司牵动了中美许多华人华侨的心,很多人都给贺提供了援助和支持。
是啊,谁能忍心让孩子和生父母分离呢?
也因为如此,2008年2月,早已在美国失去合法身份的贺绍强率全家搭机飞回中国,受到国内各界热烈欢迎,甚至有媒体称他是中国好爸爸,为中国人争了光。
贺绍强回国后,在湖南的一所大学找到了工作,贺梅计划入读一所国际学校。
分离数年才相聚,美好的生活即将开始。
但是谁也没想到,回国才不久,贺绍强与罗秦就协议离婚,儿子跟贺绍强,两个女儿归罗秦。
罗秦不愿子女分开,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家乡重庆,但她一个人没有钱负担三个孩子上民办双语小学,孩子差点失学!
四川外语学院附属双语学校的一位学生家长得知了他们的故事后,匿名为贺梅三姐弟缴齐了学费,让他们三人重返校园。
同时,这一年,贺绍强在湖南失业了。
2011年夏天,贺梅带着弟弟妹妹到美国过暑假,由原来的养父母贝克家张罗接待,这个消息当时也曾在美国华人当中引发过轰动。
这一回,人们为贺梅的命运唏嘘,但也为贝克夫妻的大爱叫好。
贝克夫妇还表示,希望以后贺梅每个夏天都能访问他们,8月15日贺梅及其弟妹返回中国。
如果故事的全貌就是这样,或许还算是一个不算太差的结局。孩子还是归生母,不时可以到美国看看。
然而,近日,一个“心路独舞”的自媒体人从美国孟菲斯当地(Local Memphis)新闻中看到了故事的另外一面,并把它分享出来了。
根据美国新闻的报道,贺绍强回国两个月以后抛弃了家庭,离婚过程很狗血。
六年后,贺梅到了上高中的年龄,罗秦觉得最好让她回美国上高中,于是尝试着给贝克夫妻打电话。
没想到,被贺家夫妇耗了7年、当时倾家荡产卖房子打官司的贝克夫妻很爽快地说了Yes!
而且,他们不但同意让贺梅回到美国读书,贺梅16岁的妹妹目前也住在贝克家里在美国读书。
今年春季,贺梅在美国即将高中毕业。
如今她已经克服了对这件事情的恐惧不安,愿意面对媒体谈论曾讳莫如深的过去。
过去多年,贺梅甚至都不敢谷歌自己的名字。
对于父亲贺绍强,在贺梅口里:“他从来不会做出了解我的努力,包括圣诞节或者我的生日,他不会给我买礼物,甚至不会给我打电话……”
所以,辛苦打了7年官司,那么多志愿者和免费律师的工作,最终是为了这样一个父亲?
好在贺梅表示自己已经走出了过去的阴影,她正在申请纽约的大学,并说自己未来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美国外交官。
而经历如此一场讽刺转折的贝克夫妇为目前的现状深感庆幸,他们非常为今天的贺梅而自豪。
对了,贺梅现在叫Anna,能说三种语言,个性阳光。
她在申请大学的essay中写下了自己这几年的心路历程,读起来非常感人。
“我常常发现自己在别人的怀抱中醒来,有时候是我妈妈,很偶然的,是我爸爸,但更多的时候,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谁。我只是知道,我是由某人带到很远的地方……
很快我意识到我与朋友不同,他们的照片不会出现在电视中或报纸中,没有陌生人会指着他们耳语,也没有学校的特殊医生会指着一些图片反复问同样的问题。
当心理医生的手抓住我时,我才8岁。很快,我搬到了中国。我被介绍给那些据说是我真实家庭的人。但我没有那种感觉。
我的生父母在镜头前吹嘘他对我们的爱,但关上门后,他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他们在回到中国几个月后就离婚了,然后把我送到寄宿学校,我住在一个破旧的街区。
我感到孤独,我觉得好像我的童年在其他人手里,而不是在我自己手里。
我就像一个木偶,我的作用就是让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可以说出“可怜的无辜的华裔美国人”
在中国的时候,没有人把我当做一个有实际兴趣和爱好的孩子。
我的生活是一段旅程,道路充满风雨,但目的地不明确。
但我回来,学习新的语言,去不同的国家,现在我学会了去爱我的原生家庭,去理解他们不同的观点。
我由此获得了分享我的故事的勇气,再也不会为这些往事感到害怕。
我学会了通过艰难的环境让自己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