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因医生一拖再拖，这个男人直接没了半张脸！（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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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Peter Kroon只是觉得脑袋右边一阵阵地疼，然后他在自己的右脸上发现了一个豌豆大小的肿块。

他马上去看了医生。

但在终于轮上他做手术的时候，肿瘤已经蔓延到了他的右眼眼眶，影响到了他的头颅和神经。

经过10个小时的肿瘤切除手术，他失去了右眼，右眼眼眶，右边颊骨，还有部分头颅。

之后，他还经历了极其痛苦的一个术后阶段，

有时候晚上会疼醒，根本忍不住，必须喊出来。

事实上，这个手术本应在14天内就进行，术后两天就可以回去上班的，

然而，新西兰当地医疗系统却给他愣拖了大半年，结果就是他变成了一个“半脸人”，生活被彻底毁了，无法工作，靠拿救济或者，睡在一个房车里。

医生告诉他，他能活过5年的几率只有10%。

现在5年已经过去了，他算是在向死神借时间。

而到底为什么Peter Kroon的手术被一拖再拖，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Peter Kroon人生一直不顺。

年轻的时候坐过牢，患过抑郁症，创业又破产了，债台高筑。通过干苦力他好不容易还完了债，长期风吹日晒加上家庭遗传，他又成为了皮肤癌的高危人群，2009年的时候他就进行过了几次肿瘤切除。

更火上浇油的是，他又经历了一场令人痛苦的感情破裂，两人的分手让他重新陷入了负债的境地。

2012年与朋友一起喝啤酒的Peter（最右）

在这样的情形下，2013年4月的时候，他开始头疼，然后发现了那个小豌豆肿块。

“我当时就知道这个玩意必须得割了。”

他马上就去找了自己在New Lynn的GP，Dr Maelen Tagelagi。这位家医拒绝了采访，但从医疗记录来看，家医当时就怀疑这可能是皮肤癌。

家医把他转诊到了North Shore Hospital，单子上清楚的写着SKIN CANCER字样。

两天后，医院的检查结果出了，肿瘤专家给的判断是，这个肿瘤是P1，即Priority One（第一优先）。

这是最最紧急的级别，14天内就必须要给安排到一位专家的约诊。

不过，那张单子上，具体日期却写的“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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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迟迟没有等来这个约诊。

于是6月初他就又打电话了给家医，家医跟他说自己没听到任何消息，要求他耐心等待。

7月10日，Peter再次致电，说疼痛已经加剧，严重影响自己工作了。于是他的家医打了电话去医院催。

根据医院的记录，确实有这个电话，但却没有换来任何行动。

到了8月，Peter又去找了家医，说肿瘤在长大，自己的脸都开始麻了。

北岸医院

其实这个时候，北岸医院已经安排到了一个约诊，但却没告诉Peter的家医。于是家医就又给Peter写了一封转诊信，信上说“他状况越来越糟”，如果能够调整优先级会“感激不尽”。

按理说这个应该会引起足够重视，让Peter在等候名单上往前排……

然而并没有。

9月25日，痛苦不堪的Peter终于在Waitakere医院门诊部见到了Bevan Jenkins医生。

Waitakere医院

他直接跪了下来，求Jenkins立刻给他开刀。

而这位Jenkins医生在记录里却是这样写的：

“我不适很清楚，此人是否有急性精神病和错觉，或者说这只是一个精神过于紧张的虔诚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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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检查的结果是，Peter的肿瘤已经长到了3公分大，CT扫描显示，“眼眶上部和额骨出现严重破坏”，

也就是说，肿瘤开始“吃掉”Peter的头颅了。

然而，根据记录，Jenkins医生首先是打电话给了他家医Dr Tagelagi和精神病科，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把Peter的手术放在第一位。

而在Jenkin医生的上级Richard Martin的医疗记录上，则明确写着，他是在10月9日见的Peter，把他又转诊给了一个外科手术专家，

在这张转诊信上，还写着一句莫名的警告：

“此人行为异常，举止怪异，宗教狂热”，“可能不会接受太多人的会诊。”

到了10月23日，Peter终于见到了这些外科手术医生们，他告诉他们，自己“只是想把这东西给切掉”。

这个时候他的肿瘤已经是一个高尔夫球大小了。

而这次的医疗记录上则写着，

“此人易激动，气鼓鼓的。可以理解为什么让他会等这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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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Waitemata地区卫生局，把Peter的病例转给了奥克兰地区卫生局的奥克兰市医院（Auckland Hospital），

同年12月5日，Peter在那里接受了手术。

Peter对于奥克兰市医院的医护没有任何不满，但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医护来得太晚了。

根据他在奥克兰市医院的医疗记录，他的新医生们对于这病怎么会被拖这么救感到非常的沮丧和苦恼，但为了病人他们只能以最快的速度给出了解决方案：

右边眼球、眼眶、脸颊和部分头骨全部切除，然后从大腿、腹部移植部分组织和皮肤。

第二天，打着吗啡针的Peter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右眼，以及近半个右脸。

事后，Peter的案例被拿去给ACC重审，一位癌症专家表示，如果当时没有拖延，及时地进行手术，肿瘤也不会扩散，只会割除一小块骨头，Peter也不会毁容，他很快就可以回归正常生活。

根据另一位手术医生的估算，为了弥补这场无法解释的拖延，新西兰医疗系统损失了150万纽币。

而对于Peter来说，他失去了一切。

Peter从最初找家医到最终做手术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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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是个做体力活的，身体是他的本钱，手术之后，他掉了15公斤。

他打了一波又一波的止痛药。最终他自己给自己办理了出院，走在路上都是飘的。

他再也没能回复到从前的体力。

“有一天晚上我爸来看我，我当时有点愤怒，我爸跟我说，你只能接受现实啊。我就想，是啊，事已至此。只要你接受了，就好了。但老兄，我脑袋上还是有这么大个洞，它又不会消失……”

戴上眼罩和帽子的Peter

孩子们其实还好，他们以为他是个海盗。

但他摘下眼罩，人们会害怕。

“没有眼罩我不会出门，有人专门要求我给遮严实点，太tm丑了。没人愿意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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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Peter又经历了3个月的化疗，2015年，他又经历了大概15-16场小手术。

万幸的是，Peter的癌症没有再发展下去，但另一个战场又开始了。

手术后的Peter

对这场令人愤怒的拖延，他们想要讨个说法，他们想找ACC赔付。

当然，本来他得癌症这个事，的确是得不到ACC的——

但问题在于，是Waitemata地区卫生局的无能，让一个小手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术，他如今的境遇，是医疗失败的结果。

于是，一个工程浩大的重审又展开了。

他的父亲Theo Kroon帮助他寻求ACC赔偿，跟官方打交道的资料整整收集了11公斤。

Theo Kroon

Theo Kroon今年已经81岁了，为了儿子的事情，他跑遍各个机构，各种渠道去找当地议员，找当时的总理Bill English，找卫生部，残疾人协会，找人权委员会，找当时还负责ACC部门的部长Michael Woodhouse。

Theo不是新西兰本地人，他从荷兰移民来，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写完材料，他会找人来给他看看有没有啥错误。

一开始，ACC找了两个医生去评估，了解医院是否真的拖时间了，Peter最终病情的恶化是否又真的是拖延造成的。

当时的结论是：“即便是速度一点的反应可能并不会让病人现有的状况得到改善。”

Peter和家人不服，他们据理力争，在打了无数次交道，与无数人过招后，Peter得到了ACC 仅131000纽元赔偿的最终offer。

Peter当时深陷债务，也没有人告诉他，还可以寻求外部法律建议，他没有多想就签了字。

“我没有太多选择，就接受了。”

“如果不是我爸，我可能一分赔偿都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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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觉得纳闷，为什么不打官司？

帮助他们要赔偿的律师John Miller表示，ACC的系统非常死板，对于疾病不予理会，如果一个人因为医疗问题坐上了轮椅，就什么都拿不到，但如果是被巴士撞了就立马拿到80%的赔偿。

John Miller

“人们花很长时间去argue，胜利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并不会给他们生活带来什么改善。”

据称其实20年来很多人都想改变这个系统，但到现在却什么改变都没做出来。

Miller表示，如果在美国、澳洲和英国，Peter是可以以Personal injury来打官司的。但在新西兰，他只能以惩罚性赔偿来诉讼，也就是说，必须要证明那些医生，要不是有意要害他，要不就是有严重疏忽。

怎么证明医生有严重疏忽？很难。

“除非你抓住他在手术台上喝威士忌，或者切错了一条腿，这种。”

折腾下来，诉讼费可能达到2万，而最终“惩罚性赔偿”也可能就是2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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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Waitemata地区卫生局没有明确到底是谁应该负责Peter Kroon所遭遇的不幸。

2017年，健康及残疾协会又针对Peter Kroon的案例，对Waitemata卫生局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报告，全文在这里：https://www.hdc.org.nz/decisions/search-decisions/2018/15hdc01667-16hdc00035-16hdc00328/

2018年5月，Waitemata卫生局的人给Peter正式道了歉，但却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转诊的预约花了这么长时间。

2018年12月，医生给Peter Kroon下的五年死亡预测到期，Peter Kroon还活着。

对于Waitemata方面没有给出任何一个确切负责人的做法，Peter仍然耿耿于怀：

“我对我所修的数千个屋顶负责，我对我的客户，我的工友，我的税负责，谁来对我负责？”

据称，Peter的案例并非罕见。

根据Waitemata卫生局的报告，2013年，优先第一等级（P1）的非黑色素瘤皮肤癌的等候期平均是121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