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侄文稿》赴日背后：文物交流中的各种潜规则（图）

张连昆/摄

1200多年来第二次踏上海外土地，道路远比想象的坎坷。

2019年1月16日至2月24日，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其他众多中国古代书法名家作品一起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平成馆展出。这份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二”的文稿写于公元758年，在此之前一直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由于文物的珍贵性，《祭侄文稿》露面的机会极少。1997年，它曾被借给美国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这一次被外借至东京，是它有史以来第二次出海。

一则台湾某电视台主持人的怒斥之语经媒体转发后，激起了网友的怒火，有人批判台湾当局谄媚日本，有人认为展品脆弱，日方无法妥善保管。截至1月22日，新浪微博上《祭侄文稿》的话题已有3亿阅读和19.3万条讨论。

但其实，这只是诸多中外文物交流中的一段插曲。

在文物赴外展出成为家常便饭的今天，已经有一套成熟而规范的流程保证它们的安全。只是当人们走进博物馆，被藏品的美吸引时，常常忽视了这些让美流传和永驻的努力。

交流的使命

269字的《祭侄文稿》，承担着难以想象的情绪。

安史之乱中，颜真卿的堂兄和侄子为国捐躯，尸骨无存。战乱后，颜真卿只找到了侄子的头颅，悲愤而作此文。日本作家野岛刚评价《祭侄文稿》：“其心碎、悲痛、恸哭的强烈情绪在字里行间喷薄而出。”

1200多年过去，后人在真迹上留下了许多印章，岁月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业界有“纸寿千年，绢八百”的说法，面对这件“国宝级”文物将要远赴重洋展出的消息，许多人悬着一颗心。

误会就是这样产生的：台湾某电视台主持人担心国宝“半夜去东京”，会“被掉包、被倒卖”，在节目中呐喊，“我不许你动！”这场早就策划好、并已经宣传数月的展出活动突然进入公众视野。此后，某媒体报道，《祭侄文稿》在日本展出时，将“没有特别的保护措施”“大家可以拍照，不开闪光灯就行”，随即引起强烈的反对声浪。

这些说法很快被辟谣。1月15日，台北故宫博物院称，借展过程均符合专业审议及程序，认定“古物状况稳定，适合借展”。东京国立博物馆也表示，《祭侄文稿》在单独房间的玻璃柜中展示，禁止游客拍照。在其办展历史上，一件书法作品在展厅单独区域呈现是非常罕见的。

游客也给了它极高的礼遇，观看一次需排队两小时，然后只能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边走边看。很多人看了一次还不够，转头又排第二次队。首日排队的人中，有近半都是中国人。

人们的热情可以理解。上一次《祭侄文稿》展出，还是2011年年底的事，距今已有7年。历史上，《祭侄文稿》在台湾地区也仅展出过3次。

所有人都急切想要看到它，却又担心看到它。这不只是《祭侄文稿》面对的两难处境，也是所有文物需要平衡的难题。尤其是书画类文物，环境中一点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都能让它们“折寿”。光线使它们发黄、变脆，看不见的紫外线还会一点点侵蚀它们的生命。

因此，不展出的日子，它们只能被封存在玻璃柜中，保证环境的稳定，每一次装箱、开箱、拆封，都要在一群工作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毕竟，运输和中转环节的风险是最大的。

但没有什么能停止时间在它们身上留下痕迹。展出，只是让它们衰老的地点从储藏仓库改为了博物馆展厅。

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下简称清华艺博）常务副馆长杜鹏飞的印象里，像这次“两岸齐唱”“反对声浪很强”的情况，“过去从未有过”。

争论产生时，他恰好在台湾。和很多同行交流后，他们都认为不应该把民族情绪掺杂在文物的交流展出上。

“人们提出文物‘展出一次伤害一次’，对所有展品都成立，总不能所有藏品都在仓库里睡大觉吧？”杜鹏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政府或私人掏钱建立博物馆，目的是保存和展示美，展出交流是文物的使命。

难得的旅行

要完成这个使命并不容易。国家或地区首脑出面接洽，专机运输、安保人员一路随行，报道连篇累牍。对国宝级别的文物来说，这些几乎是它们长途旅行的“标准配置”。

为了避免争议，装箱前，几方人员还会形成专门的点交手册，详细记录文物身上的每一处“伤痕”，为文物上保险，并签订具有法律效应的责任承担和赔偿协议。

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文物设置了展出限制。考虑到书画的脆弱性，台湾地区自1984年起挑选出70件名作列为限展品，规定每次展出不能超过42天，展出后须休息3年以上，《祭侄文稿》就位列其中。

这意味着，想在台湾地区看到《祭侄文稿》，至少要等到2022年，距上次在岛内展出有10年时间。

中国国家文物局先后在2002、2012和2013年3次印发禁止出境展出文物目录，保护孤品、珍品和易损品。

其中，2012年印发的目录是专门针对书画的。当年1月，《清明上河图》曾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观众平均需排队两小时才能看到。此后，只有在中国，才能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

美国的《独立宣言》原稿从不外借展出；日本象征万世一系的“三神器”八咫镜、草薙剑和八坂琼曲玉甚至被分别供奉起来，从不公诸于世，只有复制品供人参观。

很多时候，即使符合规定，展出也不是想办立刻就能办。杜鹏飞告诉记者，制约博物馆办展览的因素很多，包括时间、空间、成本、背景契机等。

他说，从接洽算起，到展出办成，有时要耗费三五年时间，双方首先得时间能对上；即使时间对上了，还需要博物馆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展品，博物馆有足够的预算。

法国巴黎莫奈美术馆的馆长曾找到杜鹏飞，想将一批莫奈真迹送到清华艺博展出，但所需成本是他们能承受的预算的3倍，只能遗憾错过。某省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目前引进外展确实成本较高，“只有国内的一些大博物馆能承受”。

在这些严苛的限制下，人们还是尽量为文物的旅行争取空间。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法国逐渐注意到了日本的复兴，陆续将其“镇馆三宝”中的两件——《断臂的维纳斯》和《蒙娜丽莎》送至日本展出，以示诚意，拉近与日本的关系。打破了后者不出卢浮宫的惯例。1974年，《蒙娜丽莎》还曾前往苏联展出，成为冷战时期的外交利器。

英国格拉斯哥有一间私人博物馆，藏品主要由一位船业大亨捐赠。但他在遗嘱中明确表示，不允许藏品离开英国展出。因为受众有限，博物馆资金紧张。受限于空间，博物馆中有近80%的藏品都无法展出，却又没有经费改建，这使博物馆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后来，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使这些藏品得以出国巡展，展费则缓解了博物馆捉襟见肘的状态。

国内的博物馆多有政府拨款维持运营，但在国外，外展是博物馆运营经费的重要来源，藏品的保护、研究的开展以及博物馆的修葺都是不小的开销。一些艺术博物馆则依靠外展收入收购新的藏品，支持当代艺术的创作。

意想不到的成功

2007～2008年大英博物馆举办“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展”。那场展出吸引了超过85万人次参观，是大英博物馆历史上观看人数第二多的展出。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每年发布《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兵马俑、瓷器、长城、故宫等几乎每年都是各国受访者最喜欢的中国元素。

中国有很长的文物交流历史。早在1935年，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就曾将1000余件珍贵文物带到伦敦，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博物馆学博士、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师孔达形容，那是展出数量和质量都难以超越的一次海外中国文物展。在“九·一八”事变的背景下，中华民国政府希望靠这次博览会展现中国保护文物的决心，并希望获得欧美国家的支持。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处在冰点时，文物成为了破冰者。1971年，因“文革”关闭5年的故宫重新开放，周恩来总理指示迅速复兴文物事业，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成为故宫恢复开放后第一个“进宫”的外国人。

同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选送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通知》，“中国出土文物展览”远赴法、英、美、加、日等国展出，引起轰动。当时，英国伦敦的双层公交车上，都是“金缕玉衣”的巨幅彩色照片，美国华盛顿、纽约的大小商店都摆上几件中国文物仿制品装点门面，各国汉学家也举办了多场讲座，主题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服装”“中国古代发饰”。

中国的对外展出培养了一批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汉学家和考古工作者。因为观看了“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策划大英博物馆“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展”的英国策展人简·波特尔（Jane Portal）就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中国学习考古的外国人之一。

在孔达看来，大英博物馆的那场秦始皇兵马俑展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除了得益于世界对中国的好奇外，还依靠馆方设计的一个很好的策展思路——透过秦始皇创建的政治制度和庞大帝国，帮助西方观众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

当国家之间的交流变得频繁，文物又成为博物馆里人员与研究交流的载体。中国较早的一批大规模研究交流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国际合作集中在敦煌，各国研究人员想方设法保护壁画，抵御时光的侵蚀。

兵马俑出土后，中国的研究人员也与世界各国的研究机构通力合作。他们到德国慕尼黑大学，试图找到保护彩绘的办法，让兵马俑不再那么容易变成灰扑扑的模样，也到比利时研究如何为陶俑防霉。他们还到英国研究当年兵马俑的生产制作过程——如何能生产出数以万计，形态各异又都栩栩如生的兵马俑。

乾隆花园的修复工程迄今已持续10多年，由美国世界建筑文物保护基金会和故宫合作进行。美方带来科学技术，协助对文物的保护和修复，中方则在民间寻找手艺人。后来展出的《养性怡情——乾隆珍宝展》《长宜茀禄：乾隆花园的秘密》等只是研究的产物。

2006年，231件阿富汗文物开始了一场名为“阿富汗珍宝展”的世界巡展。至今已经到过10多个国家的20多个国际著名博物馆。

按照计划，2017年6月这批展物在故宫博物院结束展出后，本应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展出，但对方意外取消了展览安排，下一个接棒者2019年年底才出现。如果在此期间找不到展出地点，这些文物将不得不回到阿富汗。

阿富汗国内战火频频，没有保护文物的能力，人们决定接力巡展保护它们。这一棒目前传到了深圳南山博物馆手中，此前已有敦煌博物院、成都博物馆、郑州博物馆接棒。有理由相信，这场拯救文物的接力会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