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蓬佩奥隔空论战 债务危机到底是谁的错（组图）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2019年首访选择了非洲，1月3日，他与埃塞俄比亚外长沃尔基内（Workneh Gebeyehu）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有记者问到如何看待有人认为非洲国家因同中国合作出现债务问题。王毅回应称：“最近国际上有人不断炒作非洲的债务问题，甚至企图把责任推到中国头上。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会得到非洲国家认同。非洲债务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遗留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更不是由中方造成的。究竟谁才是非洲债务的始作俑者，非洲人民最清楚，某些国家自己也心知肚明。” 

不断的质疑与澄清

有关中国引发他国“债务危机”的话题在过去一两年的时间里频频见诸报端。 

2017年底，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教授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债权帝国主义》的评论文章，称中国正在让“从阿根廷到纳米比亚再到老挝等许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2018年3月，名为“全球发展中心”的美国智库发布报告称，中国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的贷款将显著增加8个国家的债务危机风险，这些国家包括巴基斯坦、黑山共和国和吉布提等。同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访问非洲，称“中国的投资的确可能解决非洲基建落后的缺口，但其方式导致了非洲国家积累更多债务”。 

之后的6月，缅甸对与中国合作的皎漂港项目提出重新评估，不少媒体称有人担心如果缅甸未能偿还债务，该港口可能会被中国控制。7月，《金融时报》刊文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推行“债务危机”。巴基斯坦国内出现债务危机向IMF求援，有不少媒体认为这与中巴经济走廊债务有关，该走廊存在“债务陷阱”。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2018年10月访问巴拿马，提醒巴拿马与中国做生意要“小心”。美国时任防长马蒂斯（Jim Mattis）访问越南时则称北京采取“掠夺性经济行为”，将难以偿还的巨额债务施加于其他小国。之后的11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表示，“一带一路”已造成部分国家调入“债务陷阱”，无助于振兴发展中的国家经济。

外界对中国的质疑不断，北京也不断予以澄清，比如对于《金融时报》2018年7月的文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中，没有哪个国家因为与中国合作陷入债务危机的。在迄今出现的所谓债务危机中，没有哪个是中国引起的”。中国副外长乐玉成同年9月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提到债务问题同“一带一路”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018年12月在访问日本期间被日媒问及这一话题时，也表示这与“一带一路”没有任何关系。 

与中国合作的不少国家也出面解释，对于中缅皎漂港深水港项目，缅甸国家安全顾问当吞（Thaung Tun）否认外界有关“缅甸陷入所谓‘债务陷阱’”的说法，表示相信这将是一项“双赢”协议。非洲开发银行行长阿德西纳认为非洲国家产生的债务是基于投资需求驱动的，这与单纯基于消费需求产生的债务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是“债务危机”的背锅侠吗

可以看到，中国与西方在“债务危机”问题上是各说各话，我们不禁要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之所以会牵扯到中国，则是因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愈发突出。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本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任务，重点转向发展国内经济尤其是推进自身的工业化发展。它们迫切需要大规模基建，比如铁路、公路等以实现与世界各地的沟通，让资源和产品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需要借助外国的力量，外债等则不可避免。而西方主要是以企业为主导，它们很多时候并不愿意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中国在过去几年里力推“一带一路”倡议，希望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实现对接，大规模的基建项目等等也随之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有直接投资，也避免不了贷款的形式，甚至随着项目的增多，贷款也随之增多。 

而发展中国家本身发展水平不高，大多数是自然资源出口国或者制造业产品出口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属于中下游水平。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使得这些资源型发展中国家受到冲击，外汇收入减少、债务也随之上升。 在这样的因素叠加之下，外界会认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是在加重其债务负担。

另一方面，西方是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西方国家认为，提供贷款先决条件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人权、腐败、政府透明度等等指标关联。 

中国通常不附加政治条件，先投资、后长期收益。中国投资的项目通常是数额庞大、收益周期长的项目，以政府为主导，这就与西方注重市场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加之在认识债务与发展的关系上，中国可以接受“有债务、有发展”，相比之下，有债务不可怕，如果债务能够解决关键问题，这就值得去推进，外界担忧发展中国家债台高筑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