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会议释经济刺激信号 反思四万亿中国拒绝以美为师

北京时间12月13日，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对于如何“做好2019年经济工作”，重提“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而当日晚间，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一场论坛会议上公开称，“当经济衰退或者遭遇外部冲击时，货币政策应该及时出手，稳定金融市场，增强公众信心”。迹象似乎表明，出于稳定增长的考虑，中共或出手刺激经济。 

在中美贸易战等内外因素影响下，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长再次出现下滑，应对危局以及市场各方对救市的呼吁，北京逐渐释放出经济政策边际放松信号。 

然而对此，部分中国经济学者以及大多数中国海外投资者都倾向于认为，改革无疑要经历痛苦，如果新一届政府进行经济刺激，便意味着不能承受改革的代价，结果很可能是重走四万亿的老路。甚至包括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近日也发文抨击四万亿，并澄清如今新增投资不是新版四万亿。 

可见，尽管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个年头，在中国官民两界，对类温家宝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恐惧症，仍在困扰今天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与危机应对。 

四万亿争议由表及里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全球金融危机。恐慌之际，各国纷纷紧急出台救市计划。为了提振中国经济，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推出4万亿财政以及10万亿银行贷款相配套的一揽子救市计划。  

温氏上述刺激计划的效果在当时以及其后十年间一直处于争论之中。方案支持者辩称，正是该计划使得中国经济领先全球迅速触底反弹，挽回了信心，避免了中国经济深度衰退甚至萧条，中国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一复苏势头在当时仅仅维持了三个季度就重新掉头下行，并在其后给中国经济带来普遍产能过剩与债务高企问题，因而该计划也饱受批评。 

而近来针对四万亿的无穷无尽争论，已经从对过剩产能和高负债的现象批评，转向探究是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使得类四万亿式的经济刺激计划，得以出台并大行其道。 

在争论的一方、中国经济学者吴敬琏一派看来，中国的经济体制非常不健全，不仅市场没有发育很好，更重要的是，资源大多数还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所以一旦搞市场化，权力与市场之前因为没有阻隔，权力缺乏制约，这不仅干扰扭曲了市场的正常运行，还造成官商交易和腐败盛行，因而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就非常大。 

观察中国经济改革历程的人士普遍认为，1989年至1992年这几年是中国经济改革战略发生转变的转折点。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的南巡讲话要表达的是非常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思想，而且的确中国副总理朱镕基在1994年之后的4年至5年内大刀阔斧地推行了结构改革。可是，与1980年代围绕中央向下分权的改革战略不同，1994年之后的中国改革更像是中央重新集中权力的改革。 

中国奇迹背后的制度优势

如果仅仅将目光盯住“中国的问题”方面，部分困难还将包括：官员腐败、教育体制僵化、医疗效率低下、外汇管制、要素价格、国企垄断、土地制度等等，无一不事关根本。早在胡锦涛时代，中共高层也承认中国早已进入矛盾凸显期。 

但问题是，挑刺容易，然而就是在那个分税制改革上收经济权力的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就像涅磐重生那样，迅速从前几年的极其困难时期摆脱出来，开始转入高速的增长，长达20年之久。 

好比一个跳高的人，所有专家都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 

因而，最根本的问题是需要搞明白，“为什么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独特优势到底在哪里？ 

上个世纪90年代，曾有华侨来到江苏省苏州市辖下的昆山设厂投资，他看到很不寻常的一个情况。 

“200万美金投资不是很多，但他们抢得很厉害。苏州等各方面都想争我过去，只要我愿意去，什么条件都可以。这种地区竞争我是第一次看到。我曾去美国芝加哥开会，他们说这种竞争制度到处都有。地区招商的确到处都有，但是‘抢’这种现象是没有的，中国就是在抢生意。给你地，厂房可以帮你建，其他国家没有这种现象。为什么这样呢？这种无形的竞争，生意的竞争，非常奇怪。” 

欧洲有很多小国家，国与国之间竞争，所以就有了经济奇迹般的发展。而中国地方上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和欧洲奇迹一样的效果。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合约组织，上下之间是层层承包，因为县有经济权力，所以他们竞争得最激烈。 

在该华侨看来，为什么1990年代中国通缩这么厉害，而发展却这么快，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地方上的县际竞争。 

上述县际竞争理论换成更为通俗的语言，就是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中共从组织人事上把地方的经济增长纳入了上级对下级政府官员表现的考核，并以此来影响官员职位的晋升，这就驱动地方官员在这20多年为GDP增长亲力亲为，中国各地区之间展开横向的基于增长绩效的竞赛。正是这一激励带来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中国奇迹。 

中国不会“以美为师”

回到今天中国社会对四万亿的诟病和反思上来，也许正是因为四万亿是通过产业政策、给国企追加海量贷款、地方政府大上项目等方式展开救市与经济刺激，其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色彩浓厚，从而招致市场派指责称，现有的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经济资源仍具有强大的掌控能力，是中国出现四万亿后遗症的根源所在。 

然而上述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质疑和推理一直面临着两点质疑与拷问。 

其一是，金融海啸铺天盖地而来，全球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在推出政府主导的救市计划，中国亦不能例外，四万亿经济刺激尽管带来诸多病症，但是也有其功绩。今后中国经济出现紧急情况，中国政府仍然会推出相应的刺激计划，仅仅是会更多考虑其力度与方式方法。 

其二是，中国经济制度不可能照抄美国和西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成绩，不能归之于侥幸，因而，尽管四万亿充满争议，但是中国还是会坚持其本土经济政策，包括政府与市场中国特有式的某种结合，而不会走向西方式的完全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放任。 

当然，十年前北京推出的四万亿刺激，除了挽回了信心、避免了萧条，也的确给后来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产能过剩、高负债、经济结构性调整延迟以及经济改革停滞等诸多病症。 

四万亿两年之后的一个中国钢铁企业年会上，一位国有钢企的老板抱怨说四万亿把他们坑苦了，本来在四万亿之前，他们准备调结构，把低端产品、低附加值产品淘汰掉，增产高端和高附加值产品。突然四万亿下来，低端的螺纹钢、建筑钢最赚钱，订单忙的生产不过来，钢厂很难受，低端产品的生产能力不够，要不要扩建，做企业的看不了那么远，本来都要淘汰了，反而扩建、扩大低端产能，后来全部过剩了。 

其后李克强接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尽管遭遇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但中国政府一直谨慎避免出台新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中国互联网上有句话很传神，“过去温总强刺激，现在强总温刺激”。新一届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基调就是微刺激。 

如今，中国官方澄清目前新增投资不是新版四万亿，中共高层频频讲话称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也正是对过往经济刺激计划持久的政策反思与观念更新的结果。 

中国的事情，在很多问题上都分“好得很”的“唱好派”与“坏得很”的“唱衰派”，达成共识，极为困难。中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之难，于争论至今的四万亿刺激可见一斑。而很多无谓的争论，只能用加快各项改革进程以及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来加以回答。这或许就是邓小平强调“不争论”“先干起来”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