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华女：我即将成为二胎妈妈，也是渴望融入职场的华人！但现实...（图）

新生命降临，喜忧参半

两个月前，我与国内的闺蜜发生了一场争论，原因是我刚刚怀了第二个孩子，而闺蜜认为这会再一次造成我职场生涯的断层，从而影响我今后工作的上升空间甚至是生活的经济来源。一下午的微信往来之后，这场争论以温和的放弃而告终——我们谁也没有说服彼此，尽管我们深知，这一段段聊天文字的背后，是她对我这个移民澳洲不久的职场妈妈现实处境的忧虑和关切。

在澳洲，“怀孕”似乎不是一件需要去严格计划的事。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条件，想要几个孩子、什么时候要，都完全取决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愿；而其他的因素，如生产前后的医疗、母亲的工作和产假、新生儿的照看抚养等，并不足为虑。

悉尼随处可见带着两三个幼童的年轻父母，推着堆满玩具的双排婴儿车，独自开车或坐公交出门，享受悠闲的亲子时光。四年前初来此地时，这样的画面便使我深受触动；如今，我自己也能成为这画面的一部分，感受“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生活，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第一次怀孕时，我才出国一年多，刚刚买了房子和车子，生活还没有完全进入正轨。经朋友介绍，在位于CBD的一家华人律师事务所做每周三到四天的兼职，帮律师们处理一些基础的文案工作。在面试时，朋友让我隐瞒了自己的最高学历以及国内的工作经验，以免被雇主认为是over qualified而拒绝。因为这个职位所要求的工作，英文较好的在校留学生就可以胜任，且工资并不高，一周大约可以拿到440澳元（约合人民币2200元）。

澳洲职场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我在国内的积累，因文化适应的问题，恐怕难有用武之地。但我依然谨慎认真地做着这份工作，试图从中最大程度地了解这里的商业文化，同时迅速适应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职场环境。在做到怀孕五个月时，我身体反应比较大，便索性辞职在家静养。这一养就是两年，直到第一个孩子断奶之后，我才重返职场，并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

然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仅做了一年多，刚刚升职不久，便要戛然而止，去做第二个孩子的妈妈。且不论国内的很多朋友迟迟不敢要二胎，就连那些红极一时的女演员，在产后也会经历无戏可演的尴尬局面，更何况我这个根基未稳的新移民？如此看来，闺蜜的担忧并非多虑。

“添丁”对于任何家庭而言，都是一件大事，它意味着母亲的职业生涯不得不暂停，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出行计划等也会随之改变。是否能承受得了这些改变，取决于并同时决定着准父母们的生命轨迹。我也曾惧怕做母亲，在孕期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忐忑不安，好在这种基于未知的恐惧，在真的成为母亲之后便烟消云散了——许多事情可以学好了、考过了再去做，而为人母这件事，却是需要同孩子一起不断学习和成长的。

我在决定怀二胎决定，主要只考虑了两个因素：第一，一个孩子肯定是不够的；第二，生孩子这件事，宜早不宜迟。其他方面，如职业断层、经济状况等，虽然也曾令我担忧，却都不具有决定性。老一辈的人常说，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不超过三岁为好。年龄越大，越会觉得母亲曾经的唠叨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而我也想在自己变成风险重重的高龄产妇之前，给第一个孩子添个亲人和伙伴。

我这位闺蜜跟我是硕士校友，又曾在一个城市租房，在我出国后，她也是为数不多依然跟我保持亲密互动的朋友之一。身为世界名企驻地经理的她至今未婚，不论何时谈起，她的第一目标永远是在寸土寸金的广州存钱买房，像我这样烟火味十足的人妻人母，或许同她的生活内容已经相去甚远。

在悉尼，有些工作永远不属于你

相较于被改革开放大潮冲向南半球的一代，我尚且是一个崭新的移民。四年前的春天来到悉尼，接下来紧锣密鼓地买房买车、考驾照、登记结婚、申请澳洲身份。新生活逐渐建立起来之后，想要工作的欲望便越来越强烈。然而，找工作容易，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却很难——这个国内职场的普遍真理，放在国外更显得严酷。不论你在国内职场是什么身价，到了悉尼，你都得从头开始。

孩子一岁左右，我开始正式找工作。职位的意向与我在国内的工作类似，也是跟我专业相关的办公室工作。澳洲是一个信用社会，职场的推荐制非常普遍；如果没有内推的渠道，通过企业官网或招聘网站投简历也很方便。我向来不“海投”，而是选好一家心怡的公司，对简历进行量身定制，然后精准投递。

我看中的第一家公司就是悉尼歌剧院，职位是对外传播部门的Communication Assistant，工作描述与我在国内的工作高度吻合。以我的学历和工作经验，这个职位我完全可以胜任。待遇也不错，一周只需兼职工作三天，年薪是7.6万澳元（约合人民币38万元），其他福利也与全职工作无异。Part time的工作，在劳动力紧俏的澳洲非常普遍。我想，一周七天，三天出去赚钱，四天在家陪孩子，这份工作堪称完美。

澳洲的招聘广告不允许要求年龄、性别、文化背景和照片，否则有歧视之嫌。“歧视”是一顶很重的帽子，澳洲人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对不同个人的真实态度，这是我后来才慢慢体会到的。写好了简历，附上精心修改的Cover Letter，提交申请。很快就接到了面试电话，以及一封专业的面试确认邮件。

面试是在悉尼歌剧院的办公大楼，靠近悉尼港和歌剧院实体建筑。在面试等待区，我是唯一的亚洲面孔。面试小组由三个年轻人组成，目测都不到三十岁。在自我介绍后，他们轮流问了几个问题，整个面试轻松友好，我内心则十分紧张。不久收到了笔试作业，题目是写一篇歌剧院年度最大活动的新闻通稿。英文写作历来是非母语使用者最难的科目，我尽可能Google了类似的文章进行模仿，力求写作逻辑能靠近专业的英语新闻。

几天之后，收到了歌剧院的拒绝信，信中很礼貌地使用了肯定我面试和笔试表现的词汇，然后一个however，告诉我这个职位需要的是对澳洲社会了解深入的媒体人，因此他们雇佣了一个有二十年本土工作经验的记者。当时我以为跟这个职位只是“失之交臂”，很快我就明白，这样的工作是永远不会属于我的。

首先，语言就是终身无法治愈的硬伤。任你英语再好，跟native speaker相比都只是个“仅限日常沟通”的外国人。我这个专业，对语言能力的要求极高，即使在国内也是需要相当竞争力的，突然切换到英语国家，我所掌握的母语优势完全没有用处。我想起有个师妹在美国名校读新闻，她曾跟我聊起，即使认为自己写的稿子已经很美国了，导师一看还是觉得不地道、不专业；在做采访的时候，当地学生轻轻松松开个玩笑就能使受访者进入状态，而留学生们使劲浑身解数，也始终难以牵引别人的思路。

更重要的是，语言的背后是文化，这是不同民族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我并非在这里长大，也没有在这里读过书，当地工作经验可以说为零。毕业之后难找到工作的留学生是多数，我想也是因为在这个社会积淀太浅的缘故。此外，澳洲的种族歧视虽然很隐晦，却是实际存在的，无论能力如何，白人男子群体永远处于薪资的塔尖，亚裔则近乎垫底。很多华人终身无法进入主流社会或者说白人圈子，不论工作还是生活，依然跟本族人在一起，这恐怕是移民国家最基本的现实了。

“为什么一定要去白人公司呢？”一位友人抛给我这个问题。她年逾四十，在上海同行业已经做到公司高管，但来了悉尼依然从底层开始，甚至做过仓库的搬运工，也曾受到“很会欺负人”的白人的刁难。最终她投身了一家华人企业，并很快做到了分公司经理。

我才开始找第一份全职工作，对这个社会一无所知，确实可以先在华人公司做个过渡。即使工作语言依然是英语，商业文化也得符合澳洲传统，中文却能继续成为我的一项优势。转变思路之后，我向几家本土最大的华人媒体公司投了简历，也轻松拿到了几个offer；最终，还是经过当地朋友的推荐，我在一家成长型的甲方公司找到了跟专业对口的职位。

求职的过程是患得患失的。在这个社会，我无法判断自己的职场身价，只有先开始，才能重新自我定位。这里与国内不同，不需要加班和应酬，每天下班后我都归心似箭，到家就把手机扔一边，全情投入地陪伴孩子。偶尔，我也会怀念曾经“无子一身轻”的单身时光。可这时，我已经没必要去计较，究竟是拼命工作以求晋升重要，还是侧重家庭抚养孩子重要。

肌肤相亲的时日，是对母爱的犒赏

不知道有多少母亲是愿意亲自带孩子的。我也曾担心孩子会成为我工作的负累，因而在怀第一胎的时候，就幻想产后以最快的速度回归职场，再次香水红唇高跟鞋地去打拼赚钱。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尚未经历时的言之凿凿，往往只是不堪一击的想象。

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元气大伤，直到孩子百天之后，身体才基本恢复。这最初的三个月里，新生儿的状况极其不稳定，需要持续的监控和密集的检查才能确保无虞；产妇的身体机能也必须慢慢恢复，同时还要克服不期而至的抑郁情绪。母亲和新生儿逐渐适应着彼此的存在，共同学习着扮演新角色，直到孩子四个月左右，这种亲子关系中的焦虑和不适才能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终于是纯粹愉悦的亲密接触。

世间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让我心甘情愿地寸步不离，不论是睡眠被剥夺还是生活被占有，依然不会感到厌烦。白天，我推着她出去沐浴春日的阳光和花朵的芬芳，也会把商场里嘈杂的人声当作她入睡的背景；夜里，我抚慰着她时时哭醒的小身体，注视着她在温暖的怀抱里安然入睡。我们无条件地彼此依恋，无人打扰且永不知足。如今想来，怀胎十月和一朝临产的辛苦都不值再提，反而是这不被时间所束缚的漫漫辰光，成为了我这个母亲的人生中，最温馨平和的记忆。

能够在家陪着孩子，其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孩子长得太快，在怀里的时间不过几年而已，错过了便永不复返；而工作，可以从二十岁做到七十岁，却不能让人永远热爱且不离不弃。只要不是为了经济压力，跟孩子在一起读书、唱歌、做游戏，难道不是更快乐的事吗？另一方面，母亲的陪伴，对于儿童的身心成长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是有些母亲并不自知，更多母亲则不得不早早地返回工作岗位，把幼小的孩子交给年迈的双亲或陌生的保姆。

澳洲的年轻妈妈大都是不工作的。在孩子一两岁之前，比起出去赚钱，在家带娃反而成了家庭最大的“必需”。就普通家庭而言，至少需要一个长期劳动力来取得收入，这个人只能是爸爸，这不只是因为女性群体的经济能力不及男性，还因为男性在抚养幼子方面，通常只能做一个配角。

仅仅是孩子的口粮这一点，再负责的爸爸也无法提供乳汁，只有妈妈才能不分昼夜，三四个小时一次地给孩子哺乳。除非母亲有疾在身，否则澳洲的母亲都会竭力去做母乳喂养，在护士的耐心帮助下也往往能够成功。尽管这里的婴儿奶粉闻名于世，母乳喂养也是普遍选择。除哺乳外，母亲的声音、味道和触感，也是帮助新生儿从舒适的子宫顺利过渡到陌生的外界的重要因素，无可替代。

令人无奈的是，母亲想要陪伴孩子的本能欲望，被现代生活的各种压力冲淡了。澳洲的全职妈妈，更多是自愿陪着孩子，甚至是想尽办法参与孩子的幼年生活。以前住在我楼上的一位全职妈妈是上海人，她一连生了两个儿子，我经常看见她大着肚子，开着小卡车帮老公送快递。几年打拼之后，她终于卖掉了小卡车，买了别墅，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早托，接着很快就找到了一份会计师的新工作。

我的另一位好友，大学毕业就跟着老公来到悉尼，当时新移民的生活压力很大，她开过时装店、咖啡馆，做过中文主持人，但在有了一儿一女之后，为了陪伴孩子长大，她卖了生意，考取了幼教的资格，并做了六年的早托机构老师。“在自己的Childcare Centre，我可以在工作的同时照看孩子，这让我觉得很安心。”如今，她是一家中文学校的校长，还在自己的别墅后院开了一家花店。

我身边的华人妈妈朋友，无一不经历过全职带娃的生活，少则一年，多则五六年。幸运的，有老人在旁帮忙，没条件的就只能亲力亲为。嘴上不免抱怨辛苦，心里却是甘之如饴。我们每每带着孩子出去，大家交流的都是育儿经，甚少提到工作的事。国内的闺蜜曾说我没有社交，实际上，有孩子的女性，跟没孩子的，仿佛再也玩不到一起了。跟年轻妈妈一起带着孩子出去，喝咖啡、玩游戏、听故事、看展览，就是我们的全部社交。

在全职带娃的这一年多光景里，不仅自己的心里时时会有重返职场的波澜，远在国内的亲人也会私下议论，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到了澳洲，竟然做起了家庭主妇。经历过的都知道，上班比带孩子可轻松太多了。

人生的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既然选择了为人母，就不得不为孩子而作出让步，因为从她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的部分。电影《教父》中有一句台词：“The only wealth in this world is children. More than all the money, power on the earth.”（孩子才是你在这世间的唯一财富，远胜于金钱和权力。） 现在，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