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智囊谈中美差异 北京该释放何种讯息（组图）

就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断、一时难以重启之际，特朗普政府于10月16日通知国会，打算正式启动同欧盟和日本的贸易谈判。有声音认为，美国此举明显差别对待同盟邦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并有联合盟邦向北京施压的趋势。 

不过，这种贸易谈判的差别待遇，背后也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10月8日，在中国首都北京大学朗润园，中国新型智库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t Peking University）和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举行对话会，专门讨论了两国不同发展模式对经济关系的影响。 

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智囊，对特朗普政府税改及监管政策以及一些人事任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前的贸易战，其与会学者的一些看法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看待和应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决策思维。 

该会创始人、前主席佛讷（Edwin J. Feulner）博士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到，特朗普笃信谈判艺术，坚信“没有摩擦，就没有升华”（without friction there could be no lift）。目前，中国并不在双边贸易谈判行列之内。他说，特朗普政府和加拿大、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也是为了利用贸易协议，直面那些扭曲全球贸易的“非市场力量”。 

佛纳还强调，由莱特希泽（Robert Lightizer）等人组成的特朗普经济团队，未必受那些支持自由贸易原则的人喜欢。中国也意识到现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和美国打交道了。在特朗普政府看来，二战后很多国际制度有问题，被别国操纵，比如世贸组织（WTO）等国际机构亟待改革。他建议中国不要低估白宫和国会两党改变现状的决心。 

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剑道（Derek Michael Scissors）不认为中方有任何可以站得住脚的对美抱怨。他提到，中国过去三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重要成就，也离不开美国的功劳和贡献。而历史上欧盟就没有起到这样作用。如果两国国内经济发展得很好，双方对彼此就会更加包容。但现实并非如此。 

他说，现在美国经济很好，是得益于减税借贷举措，但十年后或许是另一番光景，或许会面临更多债务。对于中国而言，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其债务问题和劳动力数量的减小，说明其注重生产率的经济政策也是很糟糕的。 

借鉴中国经验 正视中国挑战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董会主席于品海（P. H. Yu）博士认为，中美存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人口特征、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看待经济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视角。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僵局就反映了这种差异。特朗普总统的视角也不同，他看重贸易问题和赤字规模，更糟糕地是，他将其视为国安威胁。 

于品海称，这次贸易战对中方和美方来说都是一次警告，两国都应本着相互理解的原则增进互信，相互学习。 史剑道认为，贸易赤字不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指标。当前的贸易冲突有被夸大之嫌，根本不是贸易战，毕竟两国贸易依然在开展，未来还有变得更差的可能。 

他提到，美国关心的老问题是知识产权、中国国企角色。但美国介意的不是中国国企的出口，而是中国进口这一层面，因为这些国企受到政府的保护，不允许外国企业和它们展开公平竞争。中国这样做就是为了攀登到世界价值链顶端。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认为，中国经验的确值得西方借鉴。他提到，中国过去40年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避免发生了其他经济体在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崩溃和危机，主要原因是中国采取了务实的转型方式。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表明，只要一个国家根据其要素禀赋进行增长甄别并因势利导发展经济，就可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与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提到，通过修斯底德陷阱概念讨论中美关系有些夸大，实际上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都很特殊。 

卢锋指出，特殊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言，在全球经济体系下，中国依然追求改革开放老实现自身经济发展，这对中美都有益。第二，中国国力、经济发展实力被媒体夸大，增加了大家利用修昔底德陷阱讨论中美关系的机会。第三，在理论层面，美国学界明显走在中国前面，或许中国理论家和经济学家未来也会提出和定义一些理念，但这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经济政策教授史威格（Phillip L. Swagel）站在美国民众的视角谈了谈自己的理解。他承认中美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可以解释两国关系当前面临的一些阻碍。 

他说，美国经济总体很活跃，有弹性和创新性，能够应对中国贸易冲击（trade shock），但仍有一些地区的经济不够活跃，受到了中国贸易的负面冲击。美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时也往往苦于应对这些挑战，即如何帮助受到负面影响的民众进行职业转型，比如帮助钢铁行业的工人到医疗等行业工作，但这也绝非易事。 

他还提到，很多以前中国在美国的“天然朋友”，比如那些美国企业，近来也对中国的各种行为感到苦恼，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网络攻击等问题。美方需求是：中国从全球体系中受益很多，就需要继续支持这一体系，而不是有选择性地挑选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并且要诉诸行动，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中国应该向美国释放的信息

美国卡托研究所货币研究副主席多恩（James A. Dorn）在论坛上强调了制度、思想和领导力的重要性，而不是过度关注双边贸易赤字。 

他还介绍了“市场道学”的模式，通过道学和法学强调了“道法自然”的自由概念，主张法治，利用秩序和法律保护人们的自由选择权，认为这很像亚当·史密斯。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限制政府角色、保护个人财产。 

多恩认为，与文革时期相比，中国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对于美国抱怨的知识产权问题，中国这些多年来并不是完全无作为，中国也在纠正一些违反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行为。中国只有将法治应用于市场经济，才会完全取得成功。这应该是中国更多地向美国释放的信息。中国改善美国关系，就是更进一步向自由市场理念靠近。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则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人民币贬值的问题上。他指出，倘若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从中国的进口品中获利的赢家正是美国消费者。因此，美国应该意识到，人民币的贬值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机遇而非威胁。 

史威格认为，中美在中国改革步伐的快慢、性质和调节规模等层面存在分歧。在金融调节这一微观层面，美国理解中国在做出一些重要改革，但在贸易这一宏观层面，美国还是有很多不满。中国要继续释放开放、改革、调节的信息，这会很有帮助。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经济与科技政策分析师沃尔特斯（Benjamin Riley Walters）认为，当前中美贸易之间的纠纷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双方认同当下的分歧和对立，不会有太大改变，这一点从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的演讲就可以看出。特朗普想要协议，想要谈判，或许要等到中期选举尘埃落地之后。 

分歧依然存在

对于这次讨论，双方都谈到了当前中美贸易争端的分歧和不同立场，但并没有就贸易争端最实质的问题进行意见碰撞。现场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不会是贸易战的输家，不会妥协，一味地延续官方立场。还有现场中国学者抱有“美国伤害中国，自己也会付出代价”的心态，认为美国加征关税反而会让中国下决心通过创新发展先进技术。或者是处于明哲保身的姿态，一些中国学者也不愿指出体制内的改革弊端，或者应对手法上的不足。 

美国学者也有一些偏差，老是纠结于中国国企改革、政府补贴和人民币汇率这些“老问题”。或许正如于品海博士所说，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以及贸易规则或许已经无法适用或解释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去解释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