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骗6女子驯养性奴，被迫拍淫秽视频的她们被解救后，居然袒护他（组图）

7年前在河南洛阳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性奴案。

令人惊诧的是捕捉罪犯释放人质后，被囚禁训练为性奴的人质竟一反常态地袒护罪犯而与警方为敌。

她们对待绑匪的感情中没有憎恶，却充满了同情与爱慕。难以理解的受害人行为其实源于与一种似病非病的心理效应。

由受虐而心生恐惧与憎恨，再变质成对罪犯的认同与同情，甚至产生依恋。

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典型体现。

事后心理学家分析，正是这种效应在被囚女子心中隐隐作祟。

根据这起事件改编的电影《监禁风暴》

这起案件不仅犯罪情节扑朔、恶劣，罪犯李浩的身份也受到了瞩目。

他是河南洛阳市质监局稽查大队的职工。

在事发前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李浩先后从当地夜店诱骗了6名女子到家中。

然后对她们实施绑架，并长期囚禁在事先挖好的地窖里。

与世隔绝的地窖成了“窖主”李浩的隐秘王国，而6位人质则被他驯养成为性奴。

他为自己的性奴们设定了许多恶魔般规矩。

比如要对李浩俯首称臣地恭称“老公”，比如限制两天一餐的饮食习惯，比如逼迫她们拍摄淫秽视频，不听话时还处以残酷体罚……

面对7重铁门的地窖和绝对强势的“魔鬼”，被囚禁的人质只能绝望地忍受着没日没夜的压迫。

久而久之，人质们逐渐接受了独裁者的观念洗脑，显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症状。

她们开始从心里认同李浩，更为他的行为找到了许多正面的理由。

把她们囚禁在地窖是出于保护的恩典，节食断食是为了防止她们发胖。

李浩凶残的虐待之外，给她们看电影消遣也被扭曲为对她们照顾有加的佐证。

于是她们选择性地忽视受到的残虐，而只看重得到的“仁慈”与“关爱”。

因此由被动服从转变为了主动服从，他们甚至不再想逃离地窖。

主观意识被定向地改变了，错误与正确的观念颠倒，随之行为也任由使唤。

除了绝对的臣服之外，她们彼此甚至为了得到李浩的“宠幸”而争相吃醋。

一次几个人质因此打斗起来，李浩一气之下施用暴行，打死了挑起争端的领头者。

而其它人不仅没有劝阻，反而协助李浩将尸体埋藏起来。

前后共两位人质被以相同的方法残忍杀害。

直到警方查处这个地狱般的地窖，将余下4名人质解救出来，把李浩绳之于法。

一场解救却被她们视为是厄运降临。

她们俨然将李浩当成了救世主，而地窖就是她们的庇护所。

在事件的调查过程中，甚至有被解救的女子试图袒护李浩的罪行。

这是我国近年来最严重的一起性奴案，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契机。

由爱生恨见得多了，人质对于绑匪的情感却从憎恨与恐惧中萌生出爱慕。

人们满腹疑惑，两种极端情感是否存在未曾发现的共通机制？它们又是怎么实现转化？

其实在绑架案频发的西方国家早已有心理学家研究过这种心理症状。

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表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质仿佛被绑匪驯化。

被害者通常在绑架初期，生命受到胁迫与无法逃脱的未知期望下会产生极度恐惧的情绪。

她们的心理预期无限接近防线的极点。

源于生存本能，人质开始通过施虐者的角度来思考。

只有以施虐者高兴的方式行事才能避免惩罚。

从而建立起了行为心理学中的强化机制*。

*注：强化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等人提出的一种理论。通过惩罚与激励两种手段施加，培养强化物相应的行为。

面对人质的配合，绑匪往往也更容易对人质表露出仁慈。

比如给她们比平常多的食物，或向她们讲述心事。

这时她们的心理防线就很容易被攻破。

而同理心更强的人，她们的情感更容易由恐惧转变为同情，进而依赖于绑匪。

同时这也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

弗洛伊德的“反作用”理论*虽然比“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名词提出得要早，但也正好契合了对这一现象的解释。

*注：指意识性地采取与潜意识完全相反的看法和行动。

在被绑架的情况下人质通常心态容易处于崩溃的边缘。

她们无法改变绑匪的行为，让其放过她们或减少伤害。

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却没有那么难。

于是她们在心理中构建出更易于接受而完全相反的假象：绑匪对她们的伤害其实是一种关爱的表现。

催生心理上产生愉悦的强大力量让残虐不再痛苦。

完全扭曲的观念虽然没能让她们身体上的伤害停止，但在心理上却好受多了。

还有一种争议性较大的理论是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

追溯到人类狩猎社会，战争与绑架在部落之间是十分频繁的。

当时许多部落中的女性都是从别的部落捕获而来，满足繁殖需求。

这也就是最原始的“绑架案”。

被绑架的女性通常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

要么反抗，被杀；要么顺从，生存。

因此存活下来的“人质”大多是持服从的心理。

随着进化适应性环境的淘汰与选择，后代中也保留有这种潜在心态。

但这种理论受到许多学派的抨击与否定，目前尚不能作为心理学佐证进行解释。

斯德哥尔摩，这个每年见证诺贝尔奖荣耀诞生的瑞典首都，又怎么会与这奇怪的症候群扯上关系呢？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抢劫了斯德哥尔摩最大的一家银行。

他们劫持并囚禁了4位女性银行职工130多个小时。

在此过程中人质同样对劫匪产生了由恐惧害怕到强烈爱恋的情感转变。

一位人质还与其中一名劫匪在他服刑期间结了婚。

当时研究这起案件的Nils教授发现了人质对绑匪出乎常理地产生了感激之情。

他提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命名这种症状。

这是人们第一次意识到这种匪夷所思的情感变化真实存在现实中。

在以后的许多起绑架案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2013年美国FBI数据库显示约8%的绑架案受害人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倾向。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本质表现为认知失调。

即在现实面前无力改变现状，因而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认知以得到适应。

因此不仅针对绑架案件，其实许多人已经无意中成了生活中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人质”。

受虐程度也许比不上遭受绑架，但主观意念却惊奇地趋同于施害方。

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质通常具有几个共同的特征：

认同绑架者的绑架原因；

真正感受到绑匪威胁自己的存活，而且逃脱是不可能的；

在囚禁过程中偶尔感受到绑匪施予的恩惠；

只接受来自绑匪的单一观点，与外界信息完全隔离。

传销组织企图使下线成员完全服从，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于是千方百计地将这种心理控制套用在其成员身上，俗称“洗脑”。

传销组织首先通过拐骗成员加入组织，随后开启疯狂的洗脑模式。

他们通常以财富作为诱引，让成员认同加入是为了赚钱的“绑架原因”。

而上线作为财富的来源，直接与赚钱多少相关联，具有绝对的领导地位。

起初偶尔得到投资数目几倍的分红利息也是牢牢抓住他们的心。

同时，传销组织完全封闭成员获取外界信息的途径。

因而保证了自己单一观念的输入，成功实现洗脑的目的。

这么一套系统化培养下线的流程下来，也就酿造了许多无辜者落入传销陷阱的案例。

家暴也是生活中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典型体现。

被欺凌的一方长期忍受着施暴者的恶行与摧残，内心却在为对方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部分人是考虑财政或后代等外界因素而继续与施暴者生活下去。

但更多的受害者则是在被施暴后难得的一丝关心与忏悔中找寻安慰，进而从心里接受并认可这种行为。

双十一等购物节也揪出了不少潜在的“患者”。

商家抓住大众偏爱实惠的购物心态，推出事先提价之后再大力度打折的产品吸引消费者。

本着省钱的目的赶上打折的浪潮，却不自觉地买了许多并没有打算购买的商品。

最后发现花费了更多不在预算范围内的开支，还对默默压榨钱包的电商平台感激不尽。

大概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深陷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商家“绑架”了。

在生活中，“绑匪”也不少见，每个人都有可能沦为“人质”。

我们作为“人质”在长期地忍受与自我宽慰，而不自知已经受虐成狂。

也许不经意间就成为了生活中“绑匪”的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