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为什么通胀危机对民粹主义强人来说是个坏消息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政府鼓励企业大举在海外贷款。债务引发了一场货币危机。 ERCIN TOP/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对任何政府来说,通货膨胀危机都是坏消息,就像土耳其即将发生的那种;但对于某种类型的威权主义者,也就是民粹主义强人来说,这种危机尤其危险。
他们特别容易造成这种往往难以修复,而且恢复速度异常缓慢的危机。总体来说,他们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会更高,货币被人为低估的程度更严重。他们的央行不是那么独立,减弱了它们的干预能力。
这些表现本身就有可能是灾难性的,它们是一系列直抵民粹强人统治核心的弱点和不利,远不仅限于货币政策。
在土耳其之前,有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及其前任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该国在他们的执掌下从繁荣走向毁灭,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国家陷入通胀危机。
当这种情况发生在民主国家时,民选领导人通常会被新领导人所取代,他们将最终控制通货膨胀。仅在拉丁美洲,这样的事情就发生过多次:尼加拉瓜、智利、秘鲁和阿根廷。由政党、军队或君主管理的其他各种威权主义,则有可能崩溃,就像在巴西发生的那样,但他们往往有推行某种改革的意愿和适应力。
因为与其公民、权贵阶层和自己的决策机构的关系缘故,民粹强人往往是不同的。马杜罗印了更多钞票,导致危机加剧。十年前,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G. Mugabe)也做了几乎一样的事情,效果差不多。
不管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最终是否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他眼下已经在重复着人们所熟悉的统治模式,受到一个对国家长远利益不见得有帮助的体制的桎梏和导引。
土耳其的崩溃不仅仅是埃尔多安集权的产物,还集中体现了他和其他一些民粹强人的执政风格中所固有的沉疴。它也提醒着人们,虽然他们的体制似乎正在世界崛起,但也带来了特殊的风险,通常,这令其更易崩溃。
通胀的威胁
每个独裁者都知道,通货膨胀可能会带来生存危机,它会侵蚀其面对公众的执政合法性,激怒期待得到回报的权贵阶层。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只是下台而已(大多数时候),但专制国家却更有可能出现彻底崩溃。
1989年,被通胀激怒的中国工人加入了理想主义学生的抗议行列,政府的回应行动,则是现代最为血腥的一次镇压。
对于威权主义者来说,通胀可能非常危险,甚至可能带来之前难以想象的改革。
在上世纪80年代,越南领导人担心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共产主义制度的垮台,于是转向了更加市场化的经济。
2013年,伊朗通胀飙升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以至于在选民选择了一个相对温和的总统时,立场强硬的最高精神领袖也未加干预。
所有形式的威权主义都容易受到影响:一党制国家(比如中国或古巴)、君主制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或军事独裁(比如今天的泰国,以及近代的其他例子)。
但作为富有魅力的领袖,强人巩固自己的权力并粉碎可能挑战自己的拦路虎,这会导致这类危机更有可能滋生,也更难以控制。
当增长变得危险
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强人得到权力的典型方式有关:在一个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内部崛起,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在一个军政府或一党制政体中崛起。这令他们需要拆除被他们视为威胁的旧系统。麻烦通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自身未来的不安全感会刺激他们做出从长远来看很糟糕的选择,”任教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专制主义研究学者埃里卡·弗兰兹(Erica Frantz)说。
随着他们削减制度和竞争对手,破坏自身的合法性,他们更加渴望经济增长,并且看到它出现下滑会感到更加恐慌。
这通常会引发危险的超支或过度借贷,埃尔多安的情况就是后者。他的政府鼓励公司疯狂投资外币贷款,推动惊人的经济增长,这让埃尔多安在限制政治权利的同时可以保住支持率。但债务导致了现在爆发的货币危机。
中国已经看到了它在基础设施项目和过度投资方面的风险。但是,那些由根深蒂固的贵族、军队或政党官僚机构管理的独裁国家,有一种强人统治者常常觉得需要摧毁的东西:制度。
威权制度尽管不公平或公正,但至少是可预测的,并且可以在一定限度内保持独立。这使得它们能够更好地管理或预防问题。特别是中央银行。
研究发现,如果独裁政权的央行被视为可信和独立的,通胀就更容易受到限制。但如果央行被视为容易受到任意或不稳定的政治干预——强人统治体系中的制度经常发生这种情况——那么通货膨胀可能会失控。
像查韦斯或埃尔多安这样的强人统治者(后者安排他的女婿担任财政部长)倾向于干涉央行,既是为了实现繁荣的短期增长,也是出于将独立机构视为威胁而不是合作伙伴的倾向。通货膨胀的上升是恶化的前兆。
强人统治者是如何制造危机的
这些领导者还以其他方式破坏经济。根据2008年的一项研究,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受到侵蚀时,容易出现通货膨胀的急升。
即使法治只在少数几个部门被削弱,这最终会波及央行的管理者,他们的行为将不再像是独立的管理者,而是忠诚或恐惧的亲信。
像中国这样的官僚独裁经常试图加强法律体系,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即使这些法律制度仍然存在严重缺陷。但像埃尔多安这样清洗其国家法官的领导人,倾向于将司法机构视为威胁。
在强人统治之下,经济管理的能力往往不足,因此更有可能助长泡沫或债务,而不是增长。较低级别的官员知道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取悦和赞美领导者,因此更容易做出过度的承诺或掩盖问题。对他们来说,忠诚胜过了能力。
结果往往是强人统治者不仅过度支出或过度借贷——而且这样做的过程还是盲目而忙乱的,并且没有来自央行或其他机构的任何理性。他们会一头冲进其他国家至少会试图避免的危机。
高风险的政治体系
强人统治者与权贵阶层的关系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例如,随着经济下滑,马杜罗越来越害怕发生政变,因此他从军事领导人以及他可以指望的少数权势人物手中抽走了资源。
致力于打击竞争对手的强人统治者往往只得到一部分权贵的支持,所以需要讨好他们。这可能会扭曲经济,因为这些成员所在的行业往往在他们刚崛起时是有利可图的,但渐渐已经过时。埃尔多安对大兴土木的热情可能很说明问题,过度借贷大部分就是这样来的。
然而钢铁大亨们最终被迫就范——一个庞大的专制官僚体制,比一个需要担心自己内部圈子的孤独强人统治者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即使是沙特阿拉伯——一个拥有自己的集体企业和机构的君主政权——虽然深受困扰,也依然能够艰难地实行一些不利于旧权贵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