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药之痛！印度仿制药的路走不通，澳洲模式能否成为中国的“解药”？

作者：Blair Sun 以诺

澳财网主播/编辑

blair.s@aocai.com.au

“生活不像电影，生活，要难多了”。

——《天堂电影院》

由徐峥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7月6日上映以来，已经获得了超过17亿的票房，豆瓣上的评分也高达9分。这部现实题材的电影如此受到大众的关注和好评，反映了中国民众不敢生病，或者说生了病却吃不起药的焦虑心态。

 “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 影片中一位慢粒白血病老人自述触动了国民的痛点。

据了解，可以有效治疗慢粒白血病的“神药”叫做格列卫（影片中称“格列宁”），它使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高到90%，且长期服用不产生抗药性，目前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多种不同癌症的治疗。

公开资料显示，这款由瑞士诺华制药生产的特效药，在没有纳入中国医保之前，在中国的售价一盒约25000元/60粒，患者一个月就要服用一盒，并且“药不能停”。

然而，中国的邻居印度却有着一款格列卫的仿制药，官方零售价为980元人民币/120粒。于是在公众认知当中，购买印度的仿制药，成为了吃不起天价药的患者唯一的“救命稻草“。

澳洲的华人朋友对这部电影也很关注，因为在澳洲，影片中的特效药远远没有中国那么的昂贵。

根据澳洲的药品福利计划 (PBS)，只要是公民或永久居民，一盒的价格不到200元人民币，特殊情况还可以直接减免；即便你不是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在不享受医保价格的情况下，直接购买折合人民币也就6500元左右，这比中国两万多的售价低了三分之二还多。

那么正版格列卫在中国为什么卖得这么贵？而中国为什么不能像印度一样生产仿制药呢？今天的《澳财聚焦》节目，博满金资首席分析师魏睿昊先生将从投资者的角度，对比中澳医疗产业的不同来为大家详细解读。

澳财聚焦

撰稿 / 主持：Blair Sun  以诺

嘉宾：Julius 魏睿昊

视频编辑：Owen Yuan  袁文

一，为什么正版格列卫这么贵？

知乎上有一句经典回答：“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能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了，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

一个能够成功上市的正版原研药研发周期漫长，投入巨大，风险极高。在专利保护期内，药厂为了尽可能地收回成本并赚取足够的利润，在哪个国家卖都不会便宜。以格列卫为例，从发现靶点到2001年获批上市，整整耗费了五十年，累计研发投资超过50亿美元。

一种成功上市的新药背后，往往是上万次失败。

博满金资首席分析师魏睿昊先生表示，一个靶向药物成功的背后可能有上万次失败，因为从实验室开始，往后每一步的成功率都是以十倍的比例在递减，在试错的整个过程当中，成功的概率可以说是万中选一。

对于药企来说，每开发一种新药，其中不仅涉及到高达十几亿美金，甚至无回报的试错式投资，还有长达数十年的时间成本。如果药厂不把价格定高，他们则无法获得期望的收益，也就可能缺乏继续开发新药的动力。

二，为什么在中国的定价如此高呢？

根据2015年人民日报的调查，格列卫在中国大陆的零售价格最高，价格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更是韩国市场的两倍。

针对原研药在中国价格昂贵的问题，魏睿昊先生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原因在于“药企在决定不同国家和地区价格时有绝对权，它主要针对不同地区的人口多少来决定，市场越大，定价就会越高。”

进口药价格高昂的背后，除了药企定价策略，与税收、流通环节的加价、国内仿制药质量不过关都扯不开关系。

一方面，根据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2017年公布的数据，欧洲国家普遍对药品实行免受或少收增值税的政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药物增值税为0%，而中国在当时对药品征收的增值税是与普通商品相同的，为17%。

另一方面，国内药物的价格里还包含了5%的进口关税和15%的医院加价。魏睿昊表示，在进口药物流通环节上，国外药物到达中国医院前至少要经过三层经销商。因此从药物出厂定价，走到医院药房，中间的环节渠道大大增加了新药的最终价格。

三，为什么不能效仿印度？

这时，有人就会产生疑问，“既然原研药的价格如此昂贵，中国为什么不能像印度那样提高生产仿制药，让更多民众买得起救命药呢？

“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魏睿昊解释道。“印度可以说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强行生产仿制药的国家，这个做法多多少少违背了知识产权保护法。而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就严格遵守专利保护的规定，没有启动药物强制许可制度。”

在不启动“强防药”的情况下，中国还受制于药品生产水平不高的现状，即使仿制一些专利到期的药品，也远远达不到原药的品质和疗效。目前很多中国本土企业做仿制药利润低，研发前景也不容乐观，甚至于部分仿制药的药价相比于其他国家仍旧较高。

据了解，如果一个国家严格执行药物专利保护，在保护期内，相应药物的仿制药是不能制造的，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执行专利保护。然而，印度是个例外。

印度的做法是利用了制度漏洞，允许强防专利期内的专利药，这毫无疑问是搭便车短期利益最大的行为，但是不承认化合物专利的政策导向，也让印度制药产业仅仅止步于仿制。

随着专利保护全球化的发展，印度“强仿”时代不复返。期望仿制药进入中国市场来降低专利药价格，或跟印度一样，实施对于药品的强制许可都不太现实。

归根到底，天价药的存在间接反映了中国在药物上十分依赖国际大型药企，患者迫不得已选择高价进口药，负担十分严重。这也体现了中国医疗产业在快速扩张的同时面临着种种挑战。

四，印度仿制药走不通，中国能否借鉴澳洲模式？

在片尾的字幕中，我们欣然看到了格列卫进入医保的消息，看到了抗癌药零关税的消息，也看到了国家一系列提高药品可及性的政策。

一部电影带给我们的不仅仅只是思考，更多的是一种正能量，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正在慢慢变好，这是《我不是药神》的主创曾说过的话。

诚然，能够救民于苦难的“神”不可能是某个人、某个小群体，也不可能是某个经济组织，而是——国家与制度。

在文中开头曾提到，澳洲国内对进口药物的定价相对人性化，让很多普通人生得起病，吃得起药。博满金资首席分析师魏睿昊先生通过对比中澳医疗产业的不同，总结了澳洲模式中可值得借鉴的地方。

澳洲在健康和医学研究领域已经久负盛名，医学技术在全世界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而这则得益于澳洲对于药物研发以及创新的重视。

魏睿昊表示，澳洲之所以从一开始的定价就比中国低是因为，澳洲在药物研发方面的创新水平非常高，这使得本国生产的原研药非常有竞争力。另外，本国生产的原研药也会更容易、更快地进入本地的医保体系。

例如，根据《每日邮报》报道，可以溶解癌细胞的Keytruda 已经在新州临床试验宣布成功，为治疗肺癌提供了突破性的进展。即使价格昂贵，一年花费接近16万澳元，但在纳入澳洲医保（PBS）后，澳洲公民只需支付37.7澳元即可购买。

“鼓励药物研发可以尽快让新药纳入到医保体系中，而进入医保会使得新药卖得更好，新药卖得好反过来也会激烈更多企业愿意去创新研发。”魏睿昊说道。

的确，从攻克白血病、抵御艾滋病，到溶解癌细胞，我们经常可以在诸多媒体上看到有关澳洲医学领域突破性新成果的报道。相比之下，国内制药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平均不到5%，产品以化学仿制药为主，中成药的市场规模接近化学药。

从澳洲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创新能力不足是中国医疗产业的积弊，只有保护专利和激励创新才能获得长期的利润。

“目前来看，解决创新激励是一个系统的问题，需要通过市场准入和支付端入手，也就是药审和医保环节。在这两方面，澳洲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魏睿昊解释道。

得益于澳大利亚完善的医疗健康体系，政府审核新药的效率比较高，即使不是本国研发的药品，进入医保的速度和可能也非常大。而过去几年，一款新药在中国上市的过程中审批时间过长，新药上市时间平均比欧美国家晚五到七年。

药品审批进度缓慢使得国内医药行业市场化的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加速新药上市的审批环节无疑将缩短药企的投资回收期，这在激励研发创新和提高药品可及性方面均意义重大。

五

“中国有最大的市场，澳洲有优质的产品，

这是一个天然的契合”

面对着更高的老龄化水平、更高的疾病发病率，寻求优质的研发药品，采购先进的医疗设备，引用高端的医疗服务等则成了中国医疗产业目前迫切所需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国的一些科学机构、政府主导的大学以及一些药物研发机构都积极投入了澳大利亚早期的一些医药研发当中。”魏睿昊提到。

无论是药物研发、医疗服务，医疗器材、还是私人医院等，澳大利亚的系统水平都相对比较高。这也是中国资本非常看重澳洲医疗产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KPMG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3年里，中国对澳大利亚医疗保健行业的投资热情高涨，屡创新高，到去年共达成16项并购或合资交易，累计投资总额达到55亿澳元。

报告显示，这些来自中国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兼并和合资的方式进入澳大利亚，而主要投资领域集中在保健品和医疗。

近一段时间，更是有大量的中资投资澳洲医药，以及并购私人医院。据路透社5月4日报道，中国资产管理机构鼎晖投资向公司提出18.7亿澳元(14.1亿美元)的收购提议，高于美国瓦里安医疗系统(Varian Medical Systems) 之前的收购出价。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医疗健康行业成功吸引了中资企业大举进入澳大利亚医疗投资市场，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投资方向上来看，中澳医疗产业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了中国资本的优势，带来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巨大的中国市场。

魏睿昊认为，澳大利亚都有很多地方和中国有一个天然的契合。从矿业、农业以及到现在的食品、服务业，中国都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结语

电影《我不是药神》只是揭露了中国医疗产业现状的冰山一角，正如本文开篇所引用《天堂电影院》中的话，“生活不像电影，生活，要难多了“。

现实生活中，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就如一张窗户纸，民众对于医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专利抗癌药的全面降价仍旧任重道远。

从药品专利权保护的长期战略看，中国不可能走印度的道路，但可以缔造制度和规则，一步一步改善医疗产业面临的问题。

中国可以借鉴澳洲完善的医疗健康体系，一方面提高医保的效率，在为全民提供基础医疗保障的前提下，能够及时把一些关键药物纳入医保，确保癌症等重症病患的切身利益。

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新药科研方面与澳洲合作，争取在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研药研发方面取得突破，从根本上来解决天价药的问题。

相信未来将是老有所依，病有所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