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越南全境骚乱：经济陷入僵局 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组图）

截至当地时间6月14日，从10日开始在越南全国各地开始的骚乱已经暂告一段落。河内、岘港、胡志明市等地的聚集人群在越南国会宣布“推迟通过《特区法》”后逐渐散去。在出现大规模骚乱的平顺等地，当局还抓捕了超过100名肇事者。 

当外界以为风波已过去时，来自越共官媒《人民报》14日的署名评论《缺乏警惕性会伤害国家》突然抛出了“颜色革命”的威胁。越南当局还专门以“修缮”为名，从15日开始有意关闭位于河内的胡志明陵墓两个月。 这一系列动作意味着越南当局可能已发现某种致命的危机正在继续酝酿。在其贫富分化加剧的社会背景下，阮富仲为首的越共高层因“反腐”或其他立法搅动越南社会各个利益阶层而引发危机的可能性就在逐渐增加。 

经济僵局动摇越南社会

对河内当局来说，伴随着第十五届国会通过《网络安全法》而搁置“允许外国投资者租用土地99年”的《特区法》，暂缓在云屯、北云峰和富国三地实施相关措施。一场气势汹汹的骚乱就这样被瓦解了。但越共方面可能仍显得惊魂未定。 

当越共官媒《人民报》在14日专门强调10日后的骚乱是“颜色革命”，是被“敌对势力和组织”利用时，这种论调很容易联想到越通社在5月末有关越南经济的另一篇评论《挫败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但是，经济问题的实际指标并没有“敌对势力”的操作空间，越南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才是外界借题发挥的关键因素。 从数据层面看，越南2017年和2018年前5个月的社会经济都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越南基层也在阮富仲2017年掀起的反腐斗争中提高了凝聚性，社会各界对中央“打老虎也打苍蝇”的态度也比较满意。 

但在大踏步发展的同时，越南也在遭遇着经济僵局。其中，该国的贸易逆差和楼市泡沫等传统问题一直存在。其银行坏账危机与公共债务风险的风险也在逐渐加剧。 

在经济观察家眼中，越南的经济增长是明显的。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当下，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在全球范围内都很突出。越南在2017年的增长率为6.81%，2018年第一季度为7.38%，至此达到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最高点。 

惠誉评级在2018年5月中旬提升了越南的国家评级，彭博社也称越南证券市场的市值已“超过中国深圳交易所的科技版股票”。这种现状无疑让河内相对满意。 

但在另外一些观察家眼中，越南经济的成果也与破绽并存。越南银行的坏账危机虽不至于让国家破产，但足已让外国投资商撤退越南市场。该国公共债务自2015年至今一直超过GDP的60%，最高时一度接近65%的危险线。 

此外，越南虽然从2015年开始数次修改《社会保险法》等法令，自2000年来14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越南官方也不得不坦诚“最低工资无法满足员工的基本生活需求”。2018年7月公布的最新标准也只有每月139万越南盾（约合61美元）。以至于很多普通越南人不得不打两份工才能维持生计，不少贫困地区的公务员甚至因此下海。 

更糟的是，越南对外贸易的巨额逆差这个传统危机仍旧存在。其房地产泡沫在胡志明市等热点地区仍居高不下。 就在前不久，胡志明市被捧为“西贡浦东”的守添新区还出现了规划混乱、图纸丢失、征地补偿过低、土地长期闲置等一系列问题。民怨沸腾之下，其总理阮春福不得不再次出马亲自解决危机。幸而前往当地政府陈情的民众仍表示“相信政府”，这就让当地的危机总算有所缓解。但这种“理解万岁”的气氛在越南全境的风波中仍是罕见的。 

官场人心浮动带来危机隐患

对外界来说，6月11日以来的骚乱很容易让观察人士根据部分示威者的口号将其轻易解读为“反华”示威。但外界也应该发现，本次示威的导火索实为三个“经济特区”的建立。 

根据资料，越南的确建立了18个经济区和325个工业区，并一度将其冠名为“特区”，但这些区域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特区”。当包括富国岛在内的三个旅游区由此脱离地方，收归中央管辖时，原先因此获利的地方实力派显然不会善罢甘休。 

富国岛地区恰恰是地方实力派经营起家的典范。这个越南第一大岛所在的区域属于越南坚江省富国岛县。也是前总理阮晋勇人脉所覆盖的地区。 

阮晋勇长子阮清谊自2010年担任坚江省省委书记后，就一直想把富国岛建设成为“越南的新加坡”，进而将其作为进入中央的跳板。这使得阮氏父子在2014年前就对这一旅游区展开大规模开发，进而提出整体发展规划案，计划将其在2020年升为“国际旅游区”。 

目前，富国岛旅游区已经得到了赌场的执业许可，其配套酒店也即将开业。可面对着“特区”的行政命令，越南当地相关各方的不满也就可以想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富国岛“特区”的风波也许算是越南各地“地头蛇”的率先发难。在河内彻底查办前岘港市委书记，该国头号“太子党”阮春英，集体处分岘港市委后，越共已展现出要打击“地头蛇”、“太子党”，培养青年干部的决心。 

尽管越共在阮春英案中表现了相当的不足，但从2017年10月后的情况看，阮春英案后，河内就具备了采取大规模行动的能力。在解决了阮春英案之后，岘港、胡志明市的类似人物都可以照章处理。 

譬如在2018年4月25日，越共方面又在岘港查办了一名留学资格不足的太子党人士。加之在2018年4月，原胡志明市市委书记之子，胡志明市市委委员黎张海孝亦被给予“警告处分”。曾经“全家当官”的越南突然人人自危起来。在被打击之前先出手，就成了地方实力派的一种可行但未必管用的选择。这种不安的情绪和越南近期国内外涌动的暗流汇合之后，便带来了6月中旬的一场骚动。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与越南国内结构性矛盾共生的风波可能还将随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