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等有色人种劳工不是澳人”！？“白澳”与“黄祸”：澳洲曾是华人移民的梦魇?

本文节选自《澳大利亚史》，作者：王宇博，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白澳”意识随着种族偏见的加深而系统化和理论化。它首先表现为白种人特有的种族优越感使种族主义成为澳大利亚民族显著的印记。一位政客撰文写道:“就澳大利亚人一词而言,我们不认为仅是那些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人,所有登上这里海岸的白人都是澳大利亚人。……黑人、中国人、印度人、喀纳喀人以及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工则不是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政治家、第一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的E.巴顿声称:“我不认为生而平等这一不辩自明的真理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平等,种族平等根本不存在。根本的平等在白种人之间的比较。……这些种族(指有色人种)是(与白种人)不可相提并论的,是低人一等的。人生而平等之说不包括英国人和中国人享有同等地位。”

所以说,为了保持澳洲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特征和风俗习惯”,“澳大利亚不允许在它的人口中加入任何本性和品质低劣的成员。……绝对不能促成或准许其他种族的人进入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准备把我们的选举权、公民权以及包括婚姻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给予他们之中的任何人”。

其次是显示为澳洲白人对邻近的有色人种心存恐惧,“世界上52%的人口生活在亚洲,因而世界人口的52%全威胁着澳大利亚”。

这种危机感的内涵大致为:一是害怕有色人种的进入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如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认为有色人种的进入“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坏”。在澳大利亚颇有影响的《新闻公报》认为1902年英日同盟有“使英帝国沦为一个黑鬼国家的危险”。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澳大利亚白人,特别是白人劳工,视有色人种的进入如同鸠占鹊巢,认为这些劳工因廉价而成为他们经济利益的威胁,“会降低白人生活水准”。三是担心有色人种“侵占”澳洲。

多次出任新南威尔斯政府总理的帕克斯曾危言耸听:“中国政府支持了目前的中国人进入(澳洲)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组建中国的殖民地。”中日甲午战争后,尤其是日俄战争后,澳大利亚社会对日本也产生了这样的恐惧。 一些政客鼓噪:澳大利亚是“建立在一个摆脱了压迫和奴役的、没有等级的社会理想上的。……压迫和奴役则是古老国家所特有而新大陆也未尝幸免的东西”,因此,有色人种的进入“就意味着澳大利亚文明和社会结构的毁灭”。

虽然在澳洲白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与纷争,但在排斥有色人种问题上,他们具有潜在的一致性。“白澳”意识是他们的共识:将劣等民族一概拒之门外的办法是“最好的防范手段”。《新闻公报》喊出了一句获得社会共鸣的口号:“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贱货支那人、贱货黑鬼和贱货欧洲瘪三一律滚开。”

这种一致性显示为澳洲白人的单一种族认同,并由此成为强有力的社会主流意识,推动与引导着白人走向合作乃至联合,对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产生巨大的聚合与凝聚作用。

澳洲土著自然是种族主义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但在灭绝土著的过程中,由于白人处于绝对优势,既不必当局提供帮助,也无须白人之间加强合作与联合,所以,“白澳”意识未能得到充分体现的机会。

从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起,澳大利亚白人感受到来自中国移民的竞争与压力,于是,以自下而上的运作走向,种族主义思潮如同井喷一般地爆发,“白澳”意识逐渐成型和显现,并为越来越多的白人所认同和推崇,“排华运动”由此愈演愈烈。

早在澳洲殖民地建立之初,中国已被身处澳洲的英国人所知。在坦奇的《澳洲拓殖记》中多处提到中国,一次是运送犯人的船转到中国广州装运茶叶;一次是逃脱的囚犯声称要到中国去,他们误以为中国就在北面不远的地方,只隔着一条河,中国人也被描绘成长着紫铜色的面孔,待人和善,等等。

其实,早在1783年,英国政府在商讨如何开发和使用澳大利亚时,就有人倡议把中国劳工输入澳大利亚。1829年,鉴于澳大利亚牧羊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奇缺,威克菲尔德就主张雇用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国上的土著人作为契约工人运入澳大利亚。据说第一批运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是新南威尔士于1848年接受的来自中国厦门的100个成年人和20个男童,另一批270个中国人于1849年登船前往。

1852年,驻厦门的英国领事报告说,已经有2666位中国人被运往澳大利亚,其中1438人是在1851年间运出的。 这些华人大都以契约苦力的身份就业于牧场和农场,虽然这些华人体力不强,多有白人所不能接受的陋习,但是,澳洲的牧场主和农场主对雇佣华人等有色人种劳工颇有兴趣,白人与华人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

然而,1851年开始的澳洲“淘金热”则改变了这种情形。中国福建和广东地区成千上万的华人受此热潮的吸引而来到澳洲,以致在澳华人人数迅速增长。以维多利亚为例,在1854年第一次人口调查中只有2341位华人,到1855年初,华人人数就达到了1万人,再到1855年年中达到1.7万人。其中几乎全是成年男子。

1858—1859年,在澳华人人数达4.2万人。在当时澳大利亚各地的人口比例中,维多利亚的中国人为4.56%,新南威尔士为3.63%;在金矿区的劳工人数比例中,华人矿工占矿工总数的18%—24.5%。特别是在较为贫瘠的矿区,华人劳工的数量超过了白人劳工的数量。

这些成群结队涌进澳大利亚的中国人“以为英国人是很友好”的,相对与美国的“旧金山”,他们把位于金矿区的墨尔本称为“新金山”。在澳华人移民的共同理想是在发财致富后衣锦还乡,荣回故里。他们相同的愿望是“叶落归根”,渴望与家人团圆和在故乡安度晚年。

这种传统观念使在澳华人不去追求浪漫、冒险和享乐,而是默默劳作,克勤克俭。因势单力薄和缺乏技术等原因,华人通常不与白人直接竞争。他们往往是4—6人一组,主要在白人废弃的矿井里淘金,在“淘金热”中,大多数华人是“与世无争地在别人采过的金矿里挖掘矿渣”。所以,他们被白人蔑称为“挖渣滓的家伙”、“跟踪者”。

而那些受雇于白人的华人工资也仅及白人矿工工资的一半。为了攒积钱财,他们省吃俭用,过着十分贫寒和简陋的生活。南澳大利亚总理在谈及华人生活时说道:“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在使欧洲人家庭挨饿的地方生活并存钱。”由此,在文化观念与生活习惯等方面,华工与白人工人大相径庭可见一斑。

在“淘金热”期间,尽管华人占澳洲总人口的比例从未超过4%,但华人劳工的机敏与耐劳成为一股不可低估的竞争势力,令白人惊诧,华人因手中的财富可观而成为一股不可低估的竞争势力。

1851—1861年间,澳大利亚的黄金产量约占同期世界黄金总产量的40%,时值约1.24亿英镑,其中维多利亚的产量居各地之首,约值1.1亿英镑。在1854—1870年,有价值353.1956万英镑的88.6065万盎司的黄金和价值56.0627万英镑的黄金制品从维多利亚输往中国。仅在1856年,就有11.6903万盎司和价值50万英镑的黄金“流到广州”。

对黄金的渴望使白人矿工对华人手中的财富垂涎三尺,对华人倍感嫉妒,导致白人矿工仗势欺人,驱赶、劫掠、殴打华人的案件和事件与日俱增,殖民地当局则屡屡予以偏袒。

1854年,维多利亚本迪戈金矿的白人矿工举行大会,决定在7月4日对矿区的华人发动袭击,企图将华人全部赶出该金矿区。幸而当局及时干预而未酿成严重后果。但是,此事则拉开了澳大利亚有组织和有规模排华的序幕。

事后不久,维多利亚当局组织了“金矿皇家委员会”,着手调查和处理这类纠纷。在该委员会动议下,1855年6月,维多利亚议会通过一项旨在排斥华人的法案———《为某些入境移民作出的规定》,规定凡经登记的船只,每10吨位准载华人1名,并且每1名入境华人须交入境人头税10英镑。

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个排华立法,其关键之处在于它为澳大利亚其他殖民地提供了一个以立法手段排华的先例。

白人矿工因此而大受鼓舞,更加肆无忌惮,排华活动逐步由个体事件发展成大规模的运动,并呈现出越演越烈的趋势。1857年7月4月,在维多利亚巴克兰河金矿区,爆发了白人矿工大规模袭击华人的恶性事件,有3名华人当场死亡,2000多华人遭遇抢劫,华人的财产损失达5万英镑。

而维多利亚当局不仅任凭白人暴徒逍遥法外,听任他们拉帮结派,在次日竟成立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个排华组织———“维多利亚矿工反华联盟”,而且还在事后不久,向华人开征居留税,凡12岁以上的华人每人每月须缴纳1英镑。后经华人的集体请愿,“祈求议会为贫民设想,免除此税”,1859年2月,维多利亚议会才将征收标准改为每人每年4英镑。

为了将华人排斥于澳洲之外,维多利亚向其他殖民地多次发出共同排华的呼吁。虽然,各地澳大利亚人之间的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但在排华问题上,他们则很容易就达成了一致。南澳大利亚率先响应。1857年,南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一项以维多利亚排华法案为蓝本而制定的限制华人入境法案。

在1856年3月新南威尔士的人口调查统计中,华人仅为1806人,因此,当局未将此事予以重视。而在其后,在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遭遇排斥的华人纷纷转道流向新南威尔士,在1861年的新南威尔士人口调查统计中,华人已达12986人。 

与此同时,白人与华人之间的冲突事件也时常发生。1860年12月12日,在新南威尔士蓝滨滩发生了白人袭击华人事件,华人死亡2人,伤10人。此后,暴力排华事件在这里也逐步蔓延。次年9月,有数千华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白人打劫,甚至连白人妇女和儿童也遭趁火打劫。

对此,新南威尔士当局非但未予弹压白人,反而在1961年通过一项与维多利亚相同的法案,以排华的方式来平息事端。

这三处殖民地的排华运动产生了成效,不仅成功地拦阻了华人的涌入,而且还迫使许多华人离境,使得在澳华人数量陡减。1861年时,居留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华人分别是12988人和24732人;而至1871年,该数量减为7220人和17826人。 

再有,“淘金热”由盛转衰,矿工们纷纷转业,白人矿工与华人的冲突随之减少。这些排华法案基本上已经失去继续执行的必要,于是,在1861—1867年间,三地议会先后各自废除了排华法案。第一次排华运动平息。

50—60年代,澳大利亚各地排华运动的状态表现为各自为政,联系甚微,仅局限为简单的呼吁和在具体问题上的谈判。如,在1857年,维多利亚当局为了谋求以合作的方式制止华人从陆路绕道进入维多利亚而同新南威尔士和南澳大利亚进行了谈判。这般状况与当时澳大利亚分散的政治与社会格局是相吻合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各地白人在排华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合作与一致是在其他问题上没有出现过的。

在1875年以前,当其他地区的排华运动风起云涌时,缺乏劳动力的昆士兰不但置身于其外,而且对使用低工资的有色人种劳工颇感兴趣。

1874年,代表种植园主利益的人还试图说服当局试探从中国厦门引进劳工。有些种植园主甚至自己径直到中国去招工。然而,在1875年,在昆士兰帕尔墨河发现金矿,华人随之蜂拥而至,并且收益丰厚。“据估计,那时白人掏取黄金有130万盎司,华人亦有100万盎司。”

这立即招惹来白人的嫉妒,于是,第二次运动呼啸而来,昆士兰执其牛耳。1875年,昆士兰殖民当局向香港殖民当局提议拘留所有驶往昆士兰的船只,以图断绝广东华人赴昆士兰的源头。1876年年底,昆士兰议会通过金矿区管理条例,对华人征收大大高于白人的采金执照税。与此同时,昆士兰殖民当局还以退还税金为诱饵,鼓励华人回国。可是,这个方案在英国遭遇否决。

对此,昆士兰一片哗然,人们认为这是其内政,强调英国此举违反了自治原则。于是,他们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做法。1877年,昆士兰议会正式通过《限制华人移民法案》。1878年11月,澳亚汽船公司招募的100多名华人水手抵达悉尼,被分派到准备在昆士兰海岸行驶的5艘轮船上,以替代高薪的英籍工人。

这引起该公司欧籍船员的罢工,造成公司的17艘船只停航。各地白人工人立刻予以声援。白人们向昆士兰责任政府请愿,要求向该公司施加压力。澳亚汽船公司只好屈服,答应逐步解雇华工。

与此同时,针对英国的过问,大为不满的昆士兰当局和社会呼吁澳大利亚其他殖民地以“澳大利亚的利益”为前提,给予支持,立刻得到了积极的响应。1880年,澳洲各殖民地责任政府代表聚集墨尔本,举行第一次澳大利亚殖民地联席会议。

会议通过了排华法案,这就在全澳范围内形成了排华的全封闭系统,第二次排华以促成各殖民地之间在排华问题上由合作向联合的升级而暂告结束。日后,这个系统得到有效运行,在1877—1888年间,仅有550名华人进入昆士兰。

1888年4—5月间,“阿富汗号”轮船“违规”搭载的100多名中国人原定在墨尔本上岸,在被拒绝入境后转向悉尼,但在悉尼仍被拒绝登岸。此事立刻引发第三次排华运动,新南威尔士责任政府总理帕克斯提议制定“‘想借以完全禁止华人入境’的新立法”。

在新南威尔士的倡议下,在这年6月,第二次澳大利亚殖民地联席会议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各位总理就进一步加大限制在澳华人一事达成一致协议,炮制出更加严厉和苛刻的排华决议:“(1)要求英政府与中国商定移民条约,使其自动禁止华人入澳。(2)要求英政府禁止香港和新加坡两殖民地默许华人入澳。(3)任何船只每500吨限载华人一名入澳。(4)禁止在澳华工从一殖民地进入另一殖民地。”这次会议的决议集30多年来排华之大成,排华已成为澳洲所有殖民地的联合行动,排华的思潮与活动在澳洲呈常态化。

“淘金热”后,当白人矿工还在为失业而苦恼时,华人矿工率先转行,捷足先登进入城市谋生,特别集中于悉尼和墨尔本。1880年,悉尼有华人1014人;1888年,这个数目上升到4202人。 华人矿工人数的下降和华人市民人数的上升,与澳大利亚此时出现的城市化发展趋势吻合。进入城市后,华人主要从事的职业是家具制作、烹饪、经商及蔬菜种植等。

“总的说来,他们是对社会有益的因素,并且在殖民地生活中填补了白人留下来的空白。”然而,在每个谋生领域,华人似乎普遍都能适应,这不禁引起了白人的羡慕与嫉妒,他们惊呼“华人的竞争”。

以当时华人与白人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的家具制造业为例,尽管白人的从业人员数倍于华人,但是,华人仍占有明显优势,长期处于生意兴旺发达状态。在80—90年代,当白人的家具生产经营因缺乏市场而不景气时,华人工匠制作的家具深得青睐。

其原因是:其一,华人集中于生产价格较低的种类,而白人则注重垄断价格较高的品种。刚开始彼此因没有直接竞争而相安无事,但从80年代末起,澳大利亚进入经济不景气时期,白人的经营受到愈加明显的冲击,而华人的市场尚未收到多少威胁。当白人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大众市场时,他们发觉华人已经控制了这一行业领域。

其二华人善于经营。1893年的一份听证调查报告表明:“除少数外,华人的产品已经分发到墨尔本以致维多利亚乡镇的各大家居货栈和商店中去,顾客来自欧洲人的各个阶级。”这令白人同行相形见绌,望尘莫及。

其三,华人工匠大多数是成年移民,普遍技术熟练,“他们的仿造能力和刻苦工作使他们能在家居业中立足”。

于是,白人商人、厂主和个人再度依靠人多势众和政府偏袒,运用非竞争手段来打压华人。他们纠集在一起,组建了“家具制造业反华联盟”,声称华人的“不平等”和“不正当”手段,造成了白人个人的失业和白人企业的破产,要求政府对华人工匠实行限制。

虽然政府出面运用立法等手段,制定出种种苛刻的限制性规定,但这一切并没有削弱华人在这一行业的优势和竞争力。例如, 1896年,在维多利亚通过的工厂法和商店法中,有条款规定:在华人制作的家具上,必须加上“华人制作”的字样。其本意是提示人们不要购买,但结果是这些产品反而因此畅销。

各种限制性法律非但没有制止华人与白人在家具制作业领域的竞争,反而促进华人通过改进技术,降低价格,使产品更加价廉物美优质。类似的竞争在澳大利亚各地的众多行业中多有出现,维多利亚的一位工厂视察官不得不承认,华人的生产过程是欧洲人不能与之竞争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排华运动和活动中,白人工人出于自身利益与追逐财富的本能,一直充当着急先锋的重要角色。白人工人一方面直接与华人对立,横冲直撞,大打出手;另一方面奔走呼号,积极推动政府动用立法手段来限制在澳华人和禁止华人入澳。在诸多与华人的竞争中,还有一个令白人工人气恼的是澳大利亚雇主普遍乐于雇用华人。

因为一是雇主总是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以获更多利润,因而喜欢雇用工资标准大大低于白人工人的华人。例如,在澳亚汽船公司,白人工人的月工资是8英镑,而华工则是2英镑15先令;二是华工的“挣钱养家”意识远远高于维护权益意识强烈的白人,因此,他们不仅工作十分卖力,而且不过问和参与社会活动,这正合雇主的意愿。雇主满意“他们很少找麻烦,你能放心他们所干的活”。

1878年,澳亚汽船公司打算以华工取代白人工人的原因就是“认为华人称职、有劲、殷勤,更重要的是华工便宜”。凡此种种对白人工人的就业和他们维护高工资标准的行为构成了不可忽视和难以克服的威胁,更加使华工成为白人工人强劲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在90年代澳大利亚社会面临与经受经济危机冲击时期。

排华运动源于澳洲白人在利益上的相近和趋同,这场运动的进行与蔓延又使他们愈加将澳洲大陆当做了共同所有的疆域,促使原本不相往来的各地白人为了自身需要增进了交往,促进了散居澳洲各地的白人群体逐步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种族的整体———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

日后“白澳政策”的始作俑者之一A.迪金曾表述:“没有别的动力能比下述愿望起到更广泛的更强有力的作用。这种愿望就是:我们应该是一个民族……没有其他种族的掺杂。”对待华人,澳大利亚白人(尤其是诸如工人之类的普通民众)的所作所为是相当暴烈,甚至非常残暴的,只有极少数人对华人的悲惨境遇表现出怜悯,并对自己同胞的暴行表示遗憾。

虽然华人义愤填膺,但无可奈何,他们数量很少,不足以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所以说,对于澳洲白人社会而言,驱赶、迫害和排斥处于澳洲主流社会之外的华人是有利可图的,不仅不会引起澳洲社会的分裂或动荡,反而可更好地维护澳洲白人的既得利益,进而增进澳洲主流社会的稳定。

正是从排华运动开始,澳大利亚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以逐渐脱胎于英吉利民族和英国的形式而逐渐清晰地显示出来。也就是说,在通向澳大利亚民族与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的道路上,分散于各地的澳大利亚人从这里迈出了从合作走向联合的第一步。

迪金曾作过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以前,人为的而且带有任意的政治划分曾把我们分离开来……(现在)要消除这种划分”,因为“个人或国家最基本的本能———自我求生的本能———因为处在生死关头的正是国家尊严、国家性质和国家前途”。就当时澳大利亚社会意识而论,这样的国家就是种族单一的白人国家。

澳大利亚学者们在研究19世纪后期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时都着重提出和罗列澳大利亚人的合作与联合问题,尽管他们都提及了排华问题,但大都将其置于次要位置。

然而,在由白人为主体的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白澳”意识所起的作用就是巨大的民众聚合与民族凝聚,其具体而明显的表现则显示在排华运动中,澳大利亚历史学家G.格林伍德就曾写道:“把反对中国人的情绪完全归咎于种族偏见却是错误的。

这时,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不同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已形成一股力量。”换言之,各地澳大利亚人的合作与联合开始于排华问题观念上的共识与行为上的一致,表现在排华与反华问题上,各地的澳大利亚白人以整体认同的形式取得了意识上的共识与行动上的一致,澳大利亚白人开始以自然的演进形式从合作走向联合。

首先,排斥华人的种族主义思潮在澳洲日益盛行,丑化华人的谣言甚嚣尘上。这一切逐步形成为一种具有号召力的政治鼓动,表现为一个白种人民族对另一个有色人种民族的排斥。中国人被视为劣等民族,被形容为个个都吸食鸦片,男盗女娼,其服装、外形、语言和宗教信仰都成为了白人侮辱的对象。

在城市里,华人居住区被认作是污染源,一旦出现传染病流行,华人必定遭遇无端攻击。 当白人看到在澳华人中女性仅占2%—4%时,他们惊恐地预言:这会导致华人与白人的混血,打破澳大利亚的白人血统。

其实,这纯属危言耸听,造成在澳华人这种结构的原因是:他们并无意向在澳大利亚安家立业,仅打算为养家而在此挣钱而已,因此,没有带妻子同行。况且,他们也都无力为妻子支付赴澳路费。再有,绝大多数在澳华人财力不济,难以融入高于华人消费标准和承受能力的澳大利亚社会,迎娶白人妇女为妻则更是天方夜谭。

其次,进入80年代后,白人与华人之间的冲突有增无减,因此,利益的趋同使白人在排华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使排华越发成为他们的一种必须采取的行动。以白人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对华人大打出手,其他各阶层也都在为排华行为摇旗呐喊,各殖民地责任政府更是助纣为虐,整个白人社会在排华问题上取得了空前一致。J.C.华森坦言:“白澳政策是争取并维护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生活高标准的必要条件。”

此外,在社会上和政界里,保护关税主义者也发现排华的目的与他们要保护澳洲经济利益和澳洲人就业的宗旨是一致的。凡此种种,导致对“华人竞争”的恐惧感油然而起,恐惧感转化为对“利益安全”的共识。于是,在19世纪后50年,白人以众欺寡,排华运动在此起彼伏中由地区性的合作发展为全澳范围的联合,由民间活动升级为政府行为,澳洲联合由此步入付诸实质性行动阶段,“白澳政策”也相应逐步被确立为各殖民地政府奉行的政策。

再有,排华运动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虽然,时至80年代,澳大利亚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澳大利亚人的国家意识在逐步增强。在排华问题上,这种现象初见端倪。白人们仇视华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预感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被视为具有掀起大规模移民潮的来源”。

一些政客大肆渲染华人“和平入侵”的恐惧感:“澳大利亚人烟稀少,又是一块潜在的富裕之地。因此,处于邻近地理位置的中国把澳大利亚作为解决他们国家贫困而人口又过于拥挤的安全阀来使用。”

再有,这一时期中国政界“洋务派”的宣传和清政府加强国防与军备的举措更使澳大利亚的白人想入非非,帕克斯曾危言耸听:“我不由得不认为,中国政府支持了目前的中国人进入(澳洲)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组建中国的殖民地。”1888年3月7日的《悉尼先驱晨报》声称:“中国可能派遣军舰来澳洲并令陆战队在澳洲北部登陆。”他们的这种感受愈加明显地建立“在一个国家的基础上,而不是帝国的基础上”。

通过他们的言行,可以隐约领悟到此时各地澳大利亚人的利益已经不是局限于自己生活的澳洲一隅,而是与全澳洲的领土与疆界相联。值得指出,长期以来,在世界上,“中国威胁论”时隐时现,而澳大利亚是它最早出现的场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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