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的人事安排，中国副总理管港澳非“降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导港澳事务的消息出来之后，在香港有评论认为，因为以往主导香港事务的或者是国家副主席，或者是人大委员长，而今天韩正只是一个国务院负责常务工作的副总理，而且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只是排第七，负责官员的“级别”降低，表明香港在中央决策层级中随之降低。如果对中国政治真的有所了解，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并不成立。而这个“非常规”的人事安排，更需注意的是所反映出的中央治港思路的重大变化。

副总理分管非“降级” 自中央港澳协调小组于2003年成立以来，先后担任该小组组长的曾庆红、习近平、张德江三人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担任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之时，曾庆红在九名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习近平在同样九名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六，张德江更是在七位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三。

当时，三任小组组长在政务系统的职务并不完全一致。小组前两任组长曾庆红和习近平当时是中国国家副主席，后一任组长张德江则是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韩正在中共新一届七位政治局常委中排名最后，是国务院四名副总理之一。与前三任组长相比，韩正的政坛级别似乎稍低一些。因此坊间传出中央分管港澳事务负责人“降级”等说法。

中国大陆发展势头强劲，香港仍然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图源：VCG） 

但是这种说法是对于中国政治的不熟悉与不了解。中央安排韩正负责香港事务，只是表明香港在中国政治中的决策定位，从国家政治层面更多地侧重于政府经济层面。这并非意味着港澳在中央新的全盘定位中的分量下降，而是治理思路的转变。

分析人士表示，从更专业的视角来看，由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分管港澳事务，反映的是中央对香港、澳门治理思路的重大变化。韩正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国正国级领导人，位于中央核心决策圈子之内。与此同时，作为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又是中央决策的执行人。他身上的这种“双重属性”，是分析中央治理港澳事务新思路的关键，也是韩正的特殊优势。

“非常规”的人事安排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部分地区相关工作，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里是一种非常规的安排，但也并不新鲜。例如，中国政协主席会分管新疆、西藏和对台事务。这种特殊的制度设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灵活性。

2003年7月，香港发生七一大游行，中央决定成立由十八个部门组成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担任小组组长，全面领导港澳方面的工作。曾庆红卸任后，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也接过了中央协调小组组长的工作。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该职转交给了同为政治局常委的张德江。令人意外的是，张德江不是那一届国家副主席，而是中国人大委员长。当时外界普遍分析认为，由张德江分管港澳工作，主要是因为他曾主政广东，因此对邻近的香港、澳门有过较多接触和了解。 

再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韩正担任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可见该小组组长人选并无固定的职务要求。这与中国政协主席分管新疆、西藏和对台事务的情况还有所不同。在对这三地的治理或施政中，都需要发挥政协的团结和统战功能。香港与澳门作为中国仅有的两个特别行政区，与中国大陆一般省份、新疆等民族问题复杂的地区，以及尚未统一的台湾都有较大差异。这主要体现在这两个地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

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国人大委员长都是中国领导人，不过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对具体行政事务的参与相对较少。香港与澳门两地高度自治，作为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所能发挥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而且常常经由国务院系统的渠道推动工作。例如，2003年，中央政府分别与香港政府和澳门政府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后续补充协议主要由国务院商务部与港澳方面接洽跟进。之后的大陆居民港澳个人游、沪港通，也都是国务院方面操作落实。因此，由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分管港澳事务，在制度层面更为方便有效，或许正是总结十多年来政治实践和经验而作出的务实调整。 

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韩正与习近平和俞正声在上海曾经长期共事，对其得到信任不无助益。后者与韩正在上海搭班期间，分别经历了陈良宇落马后的稳定期及上海改革深入的发展期，对其能力自然晓明。

将韩正放在这个位置上，体现了习近平对其的充分信任。首先，如果不信任韩正，对其能力不认可，是不会让他来主管港澳事务这么重要且仅次于台湾事务的工作。经过十八大以来的5年，从中共人事布局上，习近平“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用人观其实已经很明显，不会简单地因为喜欢或不喜欢就决定是否重用一个人；其次，习近平已经连续五年参加两会上海团讨论，而且每次都提到上海“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与角色，此外重用了这么多的上海升迁起来的官员，也不难看出这种信任感以及对上海的重视；其三，从十八大至今，上海频繁地承担着各方面“试验田”的角色，比如自贸区、自贸港、官员子女亲属经商等等，也是一种信任的体现。

中共用人，从来不以某一个单一指标任命官员，而通常会综合当下局势、官员能力和长处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考量。

韩正一直身处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图源：VCG) 

韩正的仕途集中在上海官场，经历了上海在改革开放时代再度成长为中国经济中心的的全过程，拥有丰富的大城市治理发展经验。2003年，当时年龄尚不满49岁的韩正当选为上海市长，成为了上海50多年来最年轻的市长。在中共十八大后，韩正主政上海，在上海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迈过发展瓶颈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韩正在过去五年治理和发展上海的经验，恰好能够被用于指导香港的发展。韩正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统筹负责“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两项战略规划的落地建设。此番韩正被安排分管香港工作，正是体现了搁置政争、直指根本、统筹发展的新治理思路。韩正料将在治港问题上有更多更直接的指导。而香港则有望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民生快速提高的新时期。

至此，我们已大致可描出北京作出此一布局背后的考量。于人于势，韩正在上海的管治思路受到中共高层重视，认为对解决目前香港的困境是上佳选择，以治沪经验去促香港发展，恰可以以前者所长补后者短板。同时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又借此得以在宏观层面更清晰研判类似区域联动、城市竞合的情况，可做经验教训高度提炼，惠及中国其他各地发展。

以国务院副总理而非人大委员长兼管港澳，此变化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信号，其经济色彩、实务色彩明显增强。且归于国务院，也显示出，北京已经多次表明中央对港就是“全面管制权”，政治方面已经一锤定音，也没什么好再争论的。对于治港，首要的问题就是发展，是经济民生，由此转向器物层面，一视同仁，统筹发展。香港阶段性的发展目标，也即由泛政治化向经济民生过渡，从宏观的政治管制到微观的经济管理过渡，故而主导港澳事务的官员也从党的系统转至国务院系统，这样有助于香港更快地融入内地发展的快车道，大湾区就是很重要的抓手。当然，这要求原来的治港团队尽快适应，做出调整。

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韩正出任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正是出于对港澳未来负责的考虑，也能体现中央在进行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实用主义用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