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40年 中共何不进行第三次“历史问题决议”(图)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历时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此将中共的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一场开始于40年前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曾在中共十九大报告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并重新定义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总结成就与反思不足,就成为摆在中国思想界以及中共面前的课题。外界尤其是西方媒体也开始热议,中共能否借助纪念改革40周年时机,有决心和勇气进行第三次“历史问题决议”。
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的开幕式上,习近平宣布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 (图源:新华社)
国社会的发展需要
外界的期待并非没有理由。在此之前,中共已经先后于1945年、1981年通过了两份历史决议。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中共自1921年建党以来各个时期的领导人功过是非,对中共党史上的重大问题做出明确结论。这一次决议,让中共内部对于自己的历史问题达成共识,往后不论是战胜国民党实现1949年建政,还是取得政权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离不开该决议奠定的思想基础。
到了1981年,由已经被确定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和时任总书记胡耀邦主持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发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该决议对中共建政32年来的施政行为进行分析和总结,评价建政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确定对毛泽东的评价,并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该决议直接为中国之后的改革开放清除阻碍,其意义之重大毋须赘述。
如今,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但是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正在成为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这不仅表现为产业结构不合理,还表现在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形成的唯GDP论,导致社会贫富分化明显、环境污染严重。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由温饱型朝向小康型转变,民众也从追求温饱到追求有质量的生活,而中共旧的政治体制在这种转变面前已经不合时宜。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将之表述为: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前一个阶段的“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解决前期发展中产生的各种问题,调整发展方向迎合社会和民众新的需要,并解决新的矛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需要做的阶段性总结和展望。
毛邓习的时代发展需要
从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中共经过24年的发展,积蓄了足够的军事力量,并在摸索中几经改弦易辙,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领导地位,为中共在之后战胜国民党取得政权奠定了基础。
从1945年到1981年的36年中,中共从取得政权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几经波折,才确立了邓小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让邓小平思想和发展路线领导中共前行,让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发展中不可逆的进程。
1981到2018年,时间再次跨越37年。习近平上台之初谈及中国改革时曾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高层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在前面30多年的发展基础上,今后的改革如何“全面”?又如何“深化”?在这个新的顶层设计出台前,中共应该已经思索过这种问题。
因为,“毛邓三十年,左右二元论”一直是划分中国政治的衡量标准,人们以相对立的态度认识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的中国,造成了左与右的理论之争。而在整体经济得到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得到空前丰富的时候,法治、民主政治、中共党建等领域缺陷明显。
中共需要打击泛滥的贪腐,打破已经形成的既有利益格局,重新进行社会财富分配,这种打破利益格局重塑政治生态的过程处处都有博弈。上海自贸区成立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拍桌子,和军改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怒斥“谁反对这次军队改革,谁就是反对军队进步,谁就下台!”无一不折射出中共内部严重分歧的存在。
尽管中共十九大宣称中国进入新时代,但是同样中国也再次进入一个历史转折的时代。改革何处何从,如何消除党内分歧达成共识?作为毛邓之后中共政坛的又一位领导核心和政治强人,习近平有能力也需要解决上述问题。而一次顺应时代呼声的“第三次历史决议”正可以帮助习近平开启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中共十九大之前,官方媒体播出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开篇即聚焦习近平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与邓小平的传承关系,“撇开”江胡、承续毛邓,习近平显然要开创一个属于自己时代(多维新闻制作)
中共建党百年的发展需要
2017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开幕,来自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出席。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强调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面对日益复杂化、综合化的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各国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外界普遍认为,这彰显了中共扩大世界影响力的雄心。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抛弃全球化,让中共有机会向全世界重申“中国方案”的理念,并借此重塑自身形象,中共的历史地位也将转变成为在一个全球对话中心的政治性力量。
但是近年来中国境内的历史虚无主义正对中共的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严重困扰。比如民间舆论对中共宣传系统打造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形象的质疑和否定,甚至中共对毛泽东的质疑和调侃。中共将这些现象及其背后的动机定调为历史虚无主义。而中共回避、限制对敏感历史的公开研究,无意中助长了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让中国进入媒体大众化时代,民众对讯息的掌握程度都大幅提升,特别是对历史的认识,摆脱过去官方教条式的教育,其中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开放式反体系化、碎片化的讯息,也让谬误、篡改、抹黑、夸大等不再受到控制。这让包括中共宣传机器在内的整个官僚体系疲于应对。由于缺乏主动性,他们往往措手不及变得恼羞成怒,匆忙反驳又因证据不足而适得其反。
常言道“忘史必危”,历史被遗忘当然可怕,但是历史的变形更加至关紧要。中共对诸多历史敏感事件的“封存”,让不少敏感的“秘藏”鲜为人知。与此同时,大陆的网络防火墙再强大,也无法完全阻绝民众通过翻墙或在出国留学旅游时接触到官方认为“有害”信息。
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这种被动局面促使中共回头“补课”。2016年7月1日,中共举行95周年党庆。有别于过去历次党庆演说,习近平当天的发言大篇幅谈及中共历史。习近平曾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
当前,不仅是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还有3年就将步入建党百年的中共,历史内容非常丰富。中共要想领导中国走向民族复兴和全面崛起,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肯定行不通,比如承认改革开放40年中带来的腐败和利益分配不公,承担六四事件的责任允许公开讨论再定性,对邓小平的功过是非给出官方结论。
有了过去两次的成功经验,目前正是中共推动第三次“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最佳时间。再一次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回顾与总结,为若干历史问题盖棺定论的同时,力促党内放下纷争达成共识,才能使得中国和中共都可以继续轻装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