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议员：我错了，自由市场的贸易政策损害了穷人

1999年11月，在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于西雅图召开期间，我从旅馆房间里观看了数千人反对全球化弊端的集会示威。  

浑身着黑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打扮成海龟的祖母们、以及来自于费城的钢铁工人们肩并肩地一起游行。他们把国际贸易看作一种威胁——对他们的工作和对环境的威胁，或者简单地就是资本主义阴谋的一部分

作为英国代表团的领队，我当时确信世界贸易的扩张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并将成为解决世界贫困问题的关键手段之一。  

为 了达到这一目的，我相信发展中国家需要接受贸易自由化。这意味着开放他们的国内市场以面对国际性竞争。这一策略背后的想法是，市场的纪律将解决绩效不佳的问题，一个强大的经济体将会出现，作为结果，穷人们将会获益。

时至今日，这仍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主要国际机构的立场；这一立场也体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给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时，所附加的奖惩条件里。但我的想法现在已经变了。

我现在相信这一措施是错误和误导性的。自从一年前离开内阁之后，我有了机会亲眼目睹贸易政策的后果。离开了我的政府部长同事们带空调的办公室，我开始接触在困难中挣扎的农民和社区们。

正是这一经历使我得出了“完全的贸易自由化不是出路”的结论。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策略：这一策略要能够承认对贸易进行管理以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我们不应该怀疑国际贸易在消除贫困中能够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就改善收入而言，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可能比援助或削减债务重要得多。例如，非洲占世界的出口份额如果增加1%，就能产生大约430亿英镑的收入——这是非洲国家所接受的援助总量的5倍。

当地时间2017年6月12日，德国柏林，G20非洲会议在柏林举行。来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在柏林会见了20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组织的代表。（@视觉中国）

这导致乌干达总统穆赛维尼（Museveni）说：“非洲的确需要发展援助，正如它需要减免令人窒息的国际债务负担一样。但援助和债务减免效果有限。我们要求的是竞争的机会，是能够在西方市场上出售我们的产品。简而言之，我们需要通过贸易走出贫困。”

世界银行估计，对国际贸易规则的改革可以将3亿人带出贫困。改革是必要的，因为说穿了，国际贸易的规则就是被操纵用来对付最贫穷国家的。  

富国们也许准备好了开放他们的市场，但仍然保留了大量的补贴。而富国们开放市场的补偿，就是发展中国家开放它们的国内市场；这些国内市场在发达国家带有大量补贴的出口冲击面前，是脆弱不堪的。  

国际贸易自1945年以来的历程显示，不受约束的全球市场可以抛弃穷人，完全的贸易自由化则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并很少提供我们想要的结果。通常发生的情形 是，那些成功地扩张了其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是那些随时准备着采取措施以保护幼稚工业获得力量、并给予社区们时间以向其他领域扩展的国家。

这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也不是强行支撑失败的企业；这是一个过渡阶段，目的是创造强壮的商业，以使其能够不需要继续保护就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公平的竞争。  

让我们看一些例子。台湾和南朝鲜通常被作为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的范例。事实上，他们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建立在政府补贴、以及对基础设施和技能发展的大量投资的基础之上。在其成长期间，来自国外公司的竞争被贸易保护所阻挡。

近年来能够通过经济增长而降低贫困水平的国家（例如中国、越南、印度、和莫桑比克），都将高水平的干涉作为增强国内各部门力量的整体政策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全面的贸易自由化，但未能产生经济增长。这使得它们的国内市场为进口产品所统治。这通常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赞比亚和加纳都是这样的国家：它们对国内市场的开放导致了增长率的突然下降，产业各部门则不能与外国产品相竞争。即使在那些因为贸易自由化而获得整体经济增长的国家里，贫困也不是必然被减少。  

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墨西哥，经济有所增长，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却在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10年间增加了1千4百万。这是因为更开放的市场所产生的好处，都归大型商业运营商所得，而小型企业则被挤出市场。

这些证据显示，如果市场被放任不管，增加国际贸易所能产生的好处就不会实现。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自由化被富有而强大的国际玩家用来从短期投资中快速获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角色也令人忧虑。它们在贷款中所附加的条件，常常逼迫借贷国实行快速的自由化，而甚少考虑穷人们所受的冲击影响。  

真正的出路在于通过有管理的贸易，逐步开放市场，并使用如补贴和关税这样的贸易政策杠杆，帮助实现发展的目标。  

2016年9月16日，乌干达总统穆赛维尼（Museveni）访问法国。（@网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认识到，贸易自由化的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责任；这些问题应被放到实现减贫的大背景之中。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贸易自由化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是不合适的。  

这将意味着偏离现行的正统经济学教条。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攻城掠地、夺取财富的跨国公司们会反对这样的政策。但这样的变化将使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受益，这就构成充足的理由了。  

（译文完，以下为译后记）  

【译后记】

拜尔斯议员提及的富国用出口补贴冲垮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情形，可参见西雅图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卡门·冈萨雷斯的学术论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的良好范例吗？》  (冈萨雷斯, 2009)。该论文讨论了美国是如何用玉米出口补贴摧毁墨西哥本土的玉米生产、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的。

而拜尔斯议员关于“贸易自由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想法则基于一个假设：“只有要自由竞争，企业自然就会发展壮大”。

这忽视了产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幼稚产业往往在起始阶段需要一定的扶持和培育。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张夏准博士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一正统教条形象地描述为：“我六岁的儿子应该参加工作”。

在他的着作《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第三章中 (张夏准, 2009)，他雄辩地揭示了上述逻辑的荒谬：

“我有个六岁的儿子，他的名字叫真奎。虽然很能谋生，但他的生活还是得依赖我，我得为他支付住宿、饮食、教育和医疗等各方面的费用。但是，数以百万记的小孩在他这个年龄已经有了工作。18世纪的丹尼尔•笛福认为小孩从四岁就可以谋生了。

而且，工作对真奎的品格培育有好处。现在，他生活在经济幻想中，对金钱的价值没有感觉。他丝毫不感激他母亲和我为他所做的各种努力——接济他游手好闲的生活并保护他远离严酷的现实。他是保护过度了，需要去面对竞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更具生产力的人。

想想吧，越早面对越多的竞争，对他的未来发展就越为有利。这会驱使他形成努力工作的心态。我应该让他退学，而后去谋一份工作。也许我该搬迁到一个虽然不合法、但仍然容忍童工的国家，这样会给他更多的就业选择。  

我能听到你说我肯定是个疯子、近视眼、暴君。你会告诫我，我应该保护并抚育小孩。如果六岁时就把真奎赶到劳动力市场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精明的擦鞋男童或甚至是一个生意兴隆的街头小贩，但他却再也不可能成为一名脑外科医生或一名核物理学家——这些都需要我至少提供十多年的保护和资助。你会认为，即便从纯实利主义的视角看，我也应该投资于儿子的教育，而不该贪图不让他上学而省下的小钱。毕竟，如果我是对的，奥利佛就应该为费金去扒窃，而不该让被误导的善人布朗罗先生收留，因为他剥夺了小孩在劳动力市场中维持竞争力的机会。

【注】奥利佛是英国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的主人公。奥利佛曾一度寄身于以费金为首的盗窃团伙。  

然而，自由贸易经济学家正是用这种荒谬的逻辑来证明发展中国家快速和大规模的贸易自由化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应该尽早地面对竞争，这样它们才有动机去提高生产力以维持生存。相反，保护只会产生自满和怠惰。这种观点认为，越早面对竞争，对经济发展就越有利。

然而，动机只是事情的一半，还有一半是能力。即便给真奎2千万英镑的奖励，或者威胁用一颗子弹瞄准他的脑袋，如果6岁时从学校退学，他也无法迎接脑外科医生这个职业的挑战。

与此类似，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过早地面对国际竞争，它们也无法存活。它们需要时间去掌握先进的技术并建立有效的组织从而提高它们的能 力。如前面的章节所述，这就是幼稚产业观点的精髓，由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最早将之理论化，并由他之前和之后的历代决策者所使用。  

当然，我给真奎所提供的保护（就像幼稚产业理论所说的）不应该使他永远免于竞争。让他6岁时参加工作是错误的，但在他40岁时还提供补助也是不对的。最终他是要走进大千世界，获得一份工作并自食其力。只是在他积累能力以获得一份令人满意和薪水优厚的工作时，他才需要保护。”

除了逻辑思辨上的辩驳，判断一个经济学理论是否符合实际的最好标准，就是查看真实发生过的经济史。二十世纪自由贸易的急先锋美国，在历史上是保护主义运用得最好的几个国家之一。

张夏准博士提到的汉密尔顿理论，可追溯到汉密尔顿1791年对国会的报告：《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Hamilton, 1791.12.5.)。该报告提出通过贸易保护，以促进新独立的美国的制造业的发展。这一报告的起源，则是华盛顿总统在1790年1月8日对国会的致辞 (Washington, First Annual Address to Congress, 1790)：

“自由的人民不但要有武装，还要有纪律；为此目的，一个统一的、并被良好理解的计划就有所必要；人民的安全和利益，要求他们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以使他们在必需品，尤其是军事物资上，独立于他人。”

最早鼓吹自由贸易的英国，在自己的毛纺业起步之初，也采取了极其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予以扶持。当有竞争对手可能超越它时，英国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暴力手段直接将竞争者扼杀掉。

历史上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爱尔兰，曾有通过毛纺业早早开始工业化的机会，但英国通过商业限制，将爱尔兰包括毛纺业在内的工业彻底摧毁。这段历史可参见约翰·哈钦森写于1779年的着作：《对爱尔兰的商业限制》 (Hutchinson, 1882)——哈钦森是为英国政府做事的爱尔兰精英分子。他的书在最初出版时只能匿名，并为英国政府所查禁销毁。  

发达国家这种说一套做一套，故意遗忘自己的发家史的做法，被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讥讽为“踢掉梯子”，也就是中国俗语里的“过河拆桥”。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第三十二章中如此评论道(弗里德里希, 1961)：

“这些准则都是过去英国的大臣和议会发言人所直认不讳的。1721 年，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当禁止印度工业品输入的时候，曾公开宣称，情况很明显，只有输入原料、输出工业品，才能使国家富强。甚至到了查坦勋爵和诺思勋爵的时候，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在议会公开声明，在北美洲就是一只马蹄钉也不应当允许制造。到了亚当·斯密的时候，除了我们在上面所举的一些准则以外，又初次添上了 一条新的准则，这就是把英国的实际政策隐蔽在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世界主义的措辞与论据之下，目的是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  

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他伟大的同代者威廉·庇特的、以及所有在他以后在英国执政的人的世界主义意向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任 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 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

“按英国人/美国人做的做，不要按他们说的做”，实在是一针见血的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