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美还是亲中？ 澳洲自欺欺人式的中庸

堪培拉的目标是说服华盛顿我们支持它反对中国，并且同时说服北京我们不反对它。这是外交上的走钢丝。

在2017年6月初，Malcolm Turnbull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大型国防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警告了中国想要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力量的野心，并呼吁美国及其亚洲盟友阻止该野心并维护旧的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这是第一次一个澳大利亚总理直接承认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这也是期待已久的。但是Turnbull对美国压倒中国并且亚洲将因此继续在美国的领导下繁荣发展表达了极大的信心。因此，澳大利亚政府离告诉我们或者甚至它自己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真正在发生着什么及其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堪培拉都拒绝承认，在我们的主要盟国和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正在进行一场重大的战略竞争，或者该竞争可能不像我们愿意的那样进行，其特征是大胆的断言“澳大利亚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选择”。

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咒语，无论何时美中关系出现问题时，被领导人拿来在双方之间念诵。Malcolm Turnbull甚至在他的新加坡演讲中重复了这一点，尽管他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它为何是错误的。这是人类倾向于混淆愿望和事实的一个完美的例子。

可以肯定的是，澳大利亚不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对澳大利亚的未来的整体设想的假设是我们能够避免做出该选择，以便我们能够继续依赖中国来使我们富有，同时依赖美国来维护我们的安全。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竞争的加剧，关于何时支持美国，而何时保持中立，我们面临越多越多的重要抉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被迫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如果竞争更加激烈，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将不可避免。并且如果美国从亚洲撤出，澳大利亚的选择问题将变得无关紧要。我们将没有选择，因为美国不再是我们的一个选项。

“堪培拉正在犯与华盛顿相同的错误：它低估了中国的力量并且高估了美国的力量。”

但是，不管是否错误，“我们不必选择”的咒语揭示了堪培拉对澳大利亚的未来的假设。如果我们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选择，那只可能是因为它们不是严肃的战略竞争对手，而如果他们不是严肃的战略竞争对手，那只意味着中国已经决定不挑战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因为它缺乏力量或者这么做的决心。那么，堪培拉正在犯与华盛顿相同的错误：它低估了中国的力量并且高估了美国的力量。这就相当于我们告诉自己要避免面对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格局是清楚的。在从2011年以来的政府交替下，堪培拉已经为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口头支持，但是拒绝了做出任何被视为明显针对中国的实际行动。我们的目标始终是说服华盛顿我们正在支持它反对中国，并且说服中国我们不是如此。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系统上的表里不一。一些人可能会说，当一个人正在走外交钢丝时，这种表里不一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值得钦佩的，但是这只有在该表里不一行得通时才是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它并不行得通：我们愚弄不了别人，可能除了我们自己。

当然，北京的领导人不会上当，但是他们也没有不高兴。他们不指望我们支持他们来反对美国。他们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支持美国来反对他们——让我们保持中立。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我们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古老和亲密的盟友。因此，只要我们不给予美国任何有形的或重大的支持，他们容忍我们对联盟的空头支票。到目前为止，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所以我们没有受到惩罚。Gillard、Abbott和Turnbull都避免了做任何在北京看来违反了Howard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所达成的谅解（即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美国的盟友所做的事情将不会直接反对中国）的事情。

但是，偶尔他们会给我们轻抽一鞭子来使我们不要越线，有时候是私下的，有时候是公开的。Julie Bishop在谴责北京宣布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后受到了来自她的中国同行的公开驳斥。2017年3月，在Bishop在新加坡发表了演讲后（在某种程度上其预示了Turnbull在6月份的发言），中国总理李克强警告澳大利亚不要“在冷战模式”中选边站。我们不知道北京如何回应Turnbull的发言，但是如果其不是一个严厉的私下警告，那将是令人吃惊的。

中国人知道澳大利亚的政治领袖们对可能导致双方关系产生问题的任何事情上有多敏感，因为我们的领导人一直在提醒他们这件事。每次他们说“我们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提醒了北京，来自中国的一个外交上的不悦通过反驳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所基于的咒语能成为任何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这也同样适用于华盛顿。在奥巴马离任前，一名高级官员向我发泄了他的失望。“我们很讨厌你们一直说‘我们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选择’！你们必须进行选择，并且这正是你们选择我们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明显对我们不愿意得罪北京感到失望。他们一直担心澳大利亚正在“芬兰化”——慢慢地滑进中国的轨道。华盛顿一直在持续用低调的外交努力来抵消这种倾向并使澳大利亚提高它的声调。源源不断的学者、外交官和高级军事官员被派去提醒澳大利亚人我们应该多么害怕中国并鼓励我们靠向美国。

在过去的一两年，澳大利亚的政策制定者们对中国的力量和影响越来越焦虑，并对美国能够在没有澳大利亚的更清晰和有形的支持下处理该问题越来越缺乏信心。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公然行动最终使许多堪培拉的乐观主义者们相信，中国对地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即美国主导的现状）的挑战必须被更加严肃地对待。但却是中国在澳大利亚境内的行为真正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令人关注的领域包括间谍和网络渗透、大型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对澳大利亚的中文报章的影响及对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侨民（包括学生）的监视和恐吓。有指控称我们的大学的学术独立性受到威胁、试图收买澳大利亚政客的影响力以及试图影响澳大利亚的公开辩论和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这些是很严肃的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及我们如何管理它的重要问题，虽然关于它们的讨论可能不可避免地带有民粹主义的仇外色彩。它们推动了政府和在野党开始更坦率地关注中国的日渐增长的力量。

同时，特朗普总统任期削弱了堪培拉对美国在亚洲的未来及华盛顿将澳大利亚视为一个盟友的信心。当政策制定者们在选举后得知，特朗普将如每个人所害怕的那样成为一个糟糕的总统并且他对亚洲的承诺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后，他们感到震惊。更为震惊的是意识到特朗标普根本不关心联盟。他在1月份就职后不久与Malcolm Turnbull的口出恶言的首通电话推翻了堪培拉对两国如何沟通的假设，并在人们记忆中的第一次引发了对美国总统根本不关心澳大利亚的真实担忧。

堪培拉的本能是试图扭转局面。这也推动了政府开始比奥巴马时期时更为坦率地谈论中国。看起来特朗普已经最终使堪培拉认识到美国在亚洲的位置是多么脆弱不堪，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决定鼓励特朗普坚决地抵抗中国，并在其这么做时将澳大利亚视为一个有价值的盟友。

这解释了Malcolm Turnbull和Julie Bishop在今年早些时候在新加坡的更为直接的评论。这也解释了澳大利亚政府试图假装特朗普正在像一个正常的总统一样领导一个称职的政府的奇怪和悲观的景象。更重要的是，这也许解释了Turnbull在特朗普威胁向朝鲜发动战争时向其提供无条件的支持的不同寻常的决定。这样的战争将很可能并迅速地成为世界在数十年来所看到的最糟糕的事件，而特朗普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在此事上以一张空头支票来被信任的人。澳大利亚鼓励特朗普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并且我们自己加入的成本可能是巨大的。

那么现在备受期待的外交政策白皮书被发布了之后呢？尽管从2011年以来发生了所有这些事，看起来我们仍然坚持这样一个想法，即美国将仍然是亚洲的主导力量，它将保护我们免受来自中国的危险，而中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被说服来很高兴地接受这一状况。

因此，我们的政府再一次未能适应正在改变我们的国际环境的深刻转变的全部含义。这是对严肃的政策的一厢情愿的想法的一个胜利和对已经困扰了澳大利亚至少十年（可以说自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政治和政策领导力的系统性失败的进一步确认。

在我们所有最近的政治领导人中，Turnbull确实曾经在超越一厢情愿的想法上走得最远并严肃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是那是在他成为总理之前。反对党劳动党比政府冒的风险更大一些。作为影子外交部长的Penny Wong已经很严肃地谈论了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她的话表明她也假设我们将不会面临困难的选择，并且假设美国将永远在亚洲支持我们。

可能这是可以理解的，即我们的领导人都不想捅破坏消息，特别是当该消息的含义如此不受欢迎和令人不安之时。但是在我们找到有能力看到什么正在发生的想象力和开始坦率谈论它的勇气的领导人之前，澳大利亚没有机会来更有效地适应我们正在被推进的新亚洲。而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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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林，本科学工，硕士学理，博士化工。移民澳后，始读法律。1999年成立留学生背景第一个律师事务所。2003年把所开到北京。业务包括并购、地产开发、商业纠纷和移民。是唯一给注册移民代理上课的华人老师。华人圈内素有“要移民找唐林”的说法。还是全国政协海外委员，中华司法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