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还在,读书人却没有了(组图)
高晓松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办演讲,他很认真,讲他看到的世界,理解的生活。
讲生命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每个人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他讲得很用心,也很博学。
座位上的年轻校友很呆鸡。
讲座结束了,一个女孩提问:“高老师,你觉得我是应该去国企还是外企?”
高晓松脾气很好,但那一刻他很尴尬,也很无语。
“我准备了很久的演讲,不是为了给你解答这个问题的!”
“你可以去问成功的商人,他们比我更擅长。”
从此以后,他决定再也不去大学讲课。
也不愿意去大学当客座教授。
他说:“现在的教育,只教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老师没有风骨,学生不再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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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9日,北京雪花飘飘。
蔡元培正式就职北大校长,在就职演说上: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大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
1917年,梁漱溟23岁。
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论文,听说蔡先生在北大当了校长。
就把自己出的书寄给蔡先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到北大当学生。
蔡元培约他到校长室,坚定地告诉他:
“你的水平可以来北大当老师!”
梁漱溟不自信,“我不行,我只有初中学历。”
“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执掌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
你不是要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
梁漱溟
23岁的梁漱溟就这样来到北大教书,正式注册他课程的学生只有90人,几节课下来,旁听生200多人,教室坐不下,只好改到北大第二院大讲堂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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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义疏财,惜才如命。
为了保护学生,老师可以以命相博。
林语堂
林语堂是清华大学老师,1919年到美国留学。
当时生活完全靠美国的“半个奖学金”。
日子过的很难,胡适就说:“你回国以后到北大来教书,北大每月补贴你四十块美金。”
林语堂夫人廖凡女士病了,动手术需要花500美金。
胡适就寄去500美金。
之后,林语堂去了莱比锡大学深造。
生活更是无比艰难。
胡适又寄去了1000美金。
至始至终,胡适都说是北大为了让林语堂回国,北大给的培养费。
等林语堂回国,找到北大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
蒋梦麟很意外,说压根没有这回事。
林语堂这才知道,原来是胡先生为照顾自己面子,一直是以个人的名义帮助他。
胡适资助过的学生有吴晗、罗尔纲、李敖、沈从文等等,那时候读书人为了一个义字,仗义疏财,宁愿自己清苦,也要让有才学的年轻人去读书,不论贵贱,每个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胡适
1917年,北大招生,胡适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
他找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当场同意。
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
由于蔡、胡两人的执意,学校还是破格录取了这名学生。
这个学生叫罗家伦,11年后,他成为清华大学校长。
所以五四时期,有一句话叫:“谁当清华大学校长,谁数学考零分!”
罗家伦当了校长,也开始破格招学生。
他招的学生,大学问家钱钟书数学15分,大历史学家吴晗数学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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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对手,君子作风,坦坦荡荡。
思想兼容并包,学术自由。
容纳异己,尊重学术,以身示范。
鲁迅
鲁迅和胡适由于政见不合,大家都知道鲁迅刻薄。
在报纸上多次挖苦,讽刺胡适。
而胡适并不生气,见到鲁迅好的文章,依然推荐。
1936年,鲁迅去世,妻子许广平想出版《鲁迅全集》
胡适立马出面,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鲁迅全集》不辞辛劳。
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胡适觉得蔡元培是瞎胡搞,牵强附会,想找一本《四松堂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
结果到处找,也找不到。
某天,有人敲门送书,来者的不是别人,正是蔡元培,他带着《四松堂集》就来了。
鲁迅和林语堂因为立场不同,常常在报刊争论。脾气一上来,就压不住。
鲁迅骂林语堂:“你算什么东西!”
也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主义乏走狗”。
梁实秋气炸了,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我不生气》。
林语堂回复更加直接:“8月底与鲁迅对骂,此人很有趣,已成神经病。”
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很难过。写了篇《鲁迅之死》悼念鲁迅。
“鲁迅是战士,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曾经因为立场不同的朋友,甚至当面大骂,当一人离开,另一位斯人泪奔。
这就是我扞卫我的立场,捍卫你争论的权利。
虽然立场不同,但是在内心里,我依然尊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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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生命之荣华,不求生命之长远。
只为活出人格,活出骨气,活出血性。
林徽因,民国大才女,1937年,国家有难。
她和梁思成先生一路逃难,“如果国家沦陷,我就跳长江殉国。”
我温柔如水,但是我也坚强如刚。
她可以和徐志摩谈灵魂,也可以和金岳霖交流学术,和梁思成讲一生的话题。
当梁思成问林徽因“为什么是我”时,林徽因俏皮地回答:“我会用一生来回答,你准备好了吗?”
我要灵魂上的自由,也要识民族大义,舍生取义。
有贫困交加,但不卑微。有悲怆,但没有鄙俗。
林徽因
陈寅恪到了西南联大,每次教课恪守学术,对得起学问和良心。
“有一份史料,讲一分话。”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每回陈先生上《中国哲学史》,大哲学家冯友兰就从教员休息室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鞠个大躬,然后分开。
陈寅恪
日本空袭,狂人刘文典起身就往防空洞跑。
跑了一半,突然想起陈先生视力不好,怕有危险。
就立即冒着危险返回找陈先生。
刘文典的狷狂,世人皆知。他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
“陈寅恪值400大洋,我自己值40大洋,朱自清值4块,沈从文最低,连4毛都不值!”
对学问尊敬,对知识敬畏。
这就是陈寅恪说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拼了命,也要活成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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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听人讲文化。文化是什么?是学历,还是阅历?
我觉得文化是修为,是读书后,知道自己的浅薄。
过去人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多少人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有些大字甚至不识几个。可修为并不比大学里鄙俗不堪的教授差。
五一期间,我出去走了走,路过一处小弄,窄而狭长。
只能过一个人,巷子那头,有一个长者迎面走来。
我身旁挑货的货郎,放下担子。在巷子这头安静地等对方缓缓通过。
那一刻,我对他肃然起敬,敬畏的程度并不比对一个俗不可耐的大学教授少。
钱理群先生说: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大学应该培养人文素养高的人,道德品质好的人。不然读了再多的书,走了再多的路,就像在电视上鼓吹的“大师”,极尽表演,但依旧还是文盲!